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是中国百年来名为“爱国”、实为祸国的三大怪胎，而且不仅祸国，还祸害国际准则、祸害人类文明。
义和团实际只是一个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间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仇外，准确说是仇西洋文明，是一种思想仇恨运动。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入北京后，不仅杀外国使节、也奸淫中国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当地平民十多万，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于提醒他们不要轻易挑起国家争端，就被拉下马来，立即处死。
正是由于义和团的蛮干，才导致了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与瓜分。
现在，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当代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中国君主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比如《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说，“（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庚子记事》中说，“（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人们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在民间，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但这股力量卷入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后，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24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25年12月24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祸杀死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光绪26年（1900年）5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20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3千多名教民；3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6月12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18日，八国联军陷天津。20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21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4亿,5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总结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什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在文革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10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
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当然不可否认，早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确实有个别教士蔑视中国文化、部分教民胡作非为，但主要还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了老百姓对基督教的仇恨，加上民间的谣言及中国传统习惯势力对外的排斥，才导致了义和团的兴盛。现在看来义和团只是民间的仇外运动，后来受慈禧招安，攻打外国驻华使馆，更是愚昧至极，根本就不是抵抗什么侵略。其野蛮、无视基本国际准则的行为，对国家、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
而崇拜义和团的红卫兵，则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的妄想及青年的个人野心。红卫兵比义和团破坏更大的是，除仇视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也是空前的，不仅破毁了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孔庙、关帝庙、岳飞庙。而且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
历代的入侵者如蒙古、满清进入中原时，只敢杀人，但对汉民族的文化还不敢有丝毫轻慢，即使日本侵略军也对我们的文化毕恭毕敬，今天中国人血泪控诉的英法联军，也只毁坏皇家园林圆明园，实际上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仇视与毁坏，不能望红卫兵的项背于万一。文革红卫兵潮，文攻武卫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无数家庭毁灭，国家濒临崩溃边缘，全国百姓包括红卫兵自己，无人不受其殃，其对国家的危害，绝对不下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固然他们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不能否定其自身该承担的责任。
当代的爱国贼，就是历史上的义和团、红卫兵，但比义和团与红卫兵更狡猾、更无耻和更功利。所谓爱国贼，是近年来一批以“爱国”为幌子的投机分子，他们把“爱国”当成生意，有利可图就争先恐后，无利可图再大的事情也视而不见。这些人言论和行为都极为夸张，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煽风点火、造谣滋事，来为自己的“爱国”生意创造商机，但真正有关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民福祉的事情根本就不在其关心范围之内。
爱国贼有几个特点：
一，突出自己、压低他人。如果谁和他们在国家统一上的思路不一，便是汉奸；谁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予以肯定，希望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谁就是反华。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也都难脱反华和汉奸之嫌！
二，人格分裂。有些人明明千方百计争取到西方定居，却要将西方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通过咒骂中国才获得了西方的定居权，反过来又要骂西方充当爱国英雄。几面说谎，几面得好处！
三，以“爱国”装点门面。有些人本身就是坑蒙拐骗之徒，本来没有什么人格，却要把爱国当成护身符四处招摇。有的落水狗不仅将“爱国”变成他的救命稻草，还要使其成为飞黄腾达的资源。不仅玷污国家、玷污民族，也让“爱国”这一圣洁的字眼蒙羞，正像妓女令“小姐”一词蒙羞一样，令人不堪。
义和团与红卫兵已经被当时的政府抛弃，当代社会也大体知道了他们是什么货色。但爱国贼，人们现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本质与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