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五七年受害的众多右派，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还艰难地生活着。在茫茫人海中，有谁还记得他们、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苦难？下面记录几个无名小右派的遭遇，以见证毛泽东“阳谋”的罪恶，并以此文纪念反右运动——这个人类史上最无耻、最反动、最大规模的文字狱——50周年。
1958年4月，100多名受二类处分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在农村劳动改造半年之后，又被调回西师，在生产部组成右派学生劳动队，由此我认识了许多新的面孔。
耐人解读的苟文纯
在西师劳动队的一群年青的右派学生中，苟文纯是最显眼的了。他已经38岁，是一位成熟的中年人。他浓眉大眼，目光炯炯，一头黑发浓密粗硬，永远梳理得光亮整洁；络腮胡子天天刮得干干净净；举止大方，谈吐得体，隐约显示几分高贵。如果只看他的头，你一定认为他是大款、显赫政要、学者、教授。而其穿着则犹如乞丐：一件污黄色的制服上歪歪斜斜补满补丁，袖口和衣襟都已破烂成绺，举臂抬手就飘带似地飘舞；裤子同样疤上重疤；破皮鞋补了又补已不能再补，走起路来“哧呵、哧呵”响个不停。难友们学他一步一顿地走路，嘴里念着“吃也可，不吃也可”，都哈哈大笑，算是苦中取乐了。他的劳动技能很差。叫他挖土，土未挖松先踩板了；叫他除草，草未铲除苗先铲断；叫他担粪，他穿着那双破皮鞋摇摇晃晃，扑哧扑哧粪水溅了一地。看他那狼狈相，难友们都说“够了，够了！”从此大家就叫他“苟老”。
其实他和我一样都是60级学生。早在49年以前他就是一所银行的行长。49年以后任副行长，和那位不懂业务又很蛮横的党员正行长经常发生冲突。三反时那正行长借机把他打成贪污分子。后来帐虽然查清了，但副行长也给撤了。秉性刚直的他愤而辞职，以为凭本领还找不到工作。殊不知从此就呆在綦江农村老家。1956年大学扩招新生时才考到西师外语系读书。他和班上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显然有不小的代沟，青年们叫他向党献红心表决心的时候，他说“有必要吗？何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呢？”就是这句“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的回答，已经“够了够了”，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右派分子。
他的言谈不多，休息的时候用朗诵莎士比亚著作和唱歌来打发时光。他经常唱一首极具振撼力的英文歌。他的男中音十分优美。他唱歌的时候，和他同处一室的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床上听他那时而低回时而高亢，时而沉郁时而激昂的歌声，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凄凉、悲惨、愤怒与抗争有境界。唱完后他泥塑似地坐在那里，两眼挂着泪花，我们的心也随之激烈地搏动。后来我知道那是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的《老人河》，是一首控诉与反抗的歌曲。
五九年以后，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饥荒威胁着每个人。学校里的情况也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劳动队员个个饥饿浮肿。苟文纯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卧床不起，当局怕他死在学校里，就叫他回家“自谋生路”，但是不发给一分钱路费。他慢慢地爬起来，修面、梳头，虽然形销骨立，还修饰整洁，仍然不失当年银行家的风貌，背着破烂的行李，拖着浮肿的双腿艰难地上路。可是天高地远，无粮无钱，他怎能回家呢？他只能拖着病饿浮肿之躯，一步步地挣扎着行走……两天后他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50年来，每当我想到苟文纯，就想到那绅士般的头颅和乞丐似的衣着，如此的大不协调实在叫人玩味。其实他的头是高贵的、高尚的、高傲的、高度自主的；是他蔑视强权、反抗暴政的象征，是一尊不屈不挠的头！而他的衣着是寒酸的、贫穷的、破烂的、强加的、被迫的，是对强权的揭露与控诉！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生，竟褴褛如此、潦倒如此！这是什么世道！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苟文纯是不屈的，也是智慧的。
“幸运”使她香销
徐香圃是劳动队三名女右派之一，二十七八岁，已婚并有了孩子；历史系60级学生。大约因为家庭孩子的牵挂吧，她很忧郁，管教干部认为她思想改造不积极，所以她一直改造到劳动队解散才复学，这样她就从1956到1963读了“七年制”本科。64年春节，我在重庆一个朋友处会到她。此时她很高兴，说毕业后分到江津地区江北县，旋即叫她参加四清工作队搞四清运动。我大吃一惊，说：“我们都是四清的对象，你却去清理别人。”因为按共产党的政策，所有右派分子不管摘帽与否，都是阶级敌人，都被剥夺了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权利，只能像肥猪等待宰杀一样等待在四清运动中挨整。右派分子能够参加四清工作队，她大概是惟一的人。幸耶，还是不幸？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说：“我也很顾虑，曾向四清工作团长表明我的身份，那团长说‘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现嘛，你就大胆工作吧’。”原来她的高兴是政治上得到信任。但是我始终觉得是一种危险。那次分别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文革结束。不料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时，一位参加过四清的人无意间提及文化革命开始时，四清工作团集中在永川整风，斗争一个混进四清工作队的右派分子徐香圃，她遭受不住，就抹喉自杀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的心一阵阵颤抖。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徐香圃在四清工作队有上佳表现，说话、做事、汇报工作、写材料都在一般人之上。她的自尊自信招来的是嫉恨，连四清工作团长也受到“重用阶级敌人”的攻击。当文化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四清工作团长不再说“既往不咎，重在表现”的话了，把她推出来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她首当其冲，几千名四清工作队员集中火力横扫她一个，是怎样一种灾难！什么“隐瞒罪恶历史”，“右派分子翻天”，“混进四清工作队”，“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等等。大字报横扫，大标语围剿，大会场批斗。本想立功表现，却落得如此下场，她一时惊恐万状，既而万念俱灭。在颠倒黑白的人间地狱中，她便选择了抛家弃子，愤而自杀，趁看守她的人不注意，跑到南瓜地里，用锋利的刀子割断喉管，倒在血泊之中。死亡对于每个人都是恐怖的、痛苦的；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莫不全力求生。而徐香圃竞选择了死亡！毛泽东的残暴，给老百姓造成的，是何等的灾难！
徐香圃就这样香销园圃。
一个没有“改正”的右派冤魂
曾清经是包括重庆市在内的原四川省数万名右派分子中没有“改正”的21名右派之一，也是西南师范学院700多右派学生中惟一没有“改正”的人，化学系58级学生。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57年6月下旬的反右高潮中。一张标语式大字报惊动了所有人：“曾清经要杀共产党！”认识他是在右派劳动队，是一个剃光头打赤脚穿补巴衣服，粗手大脚的农民模样的人，是劳动队最忘命的几个人之一，力气大，不怕苦，挑、抬、扛经常在200斤以上。那时的右派学生是最单纯最听话的，虽然有天大的冤屈，但党给的处分都无条件接受，努力地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帽复学。但是不惜体力的人最先消耗自己的身体。当每顿3两大米变成3两豌豆，再变成9两红苕，最后变成6两麦麸的时候，饥饿、浮肿，步履艰难，他再也不能带头干活了。他从嘉陵江边的草街煤矿担着百斤重担，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两次往返奔走，每次不得少于100斤时，他远远地落后了，每攀登一步都虚汗如雨喘气如牛费尽全身力气，最后眼睛一黑一个跟斗摔下去……大家发现他时他已经僵卧道旁，和全中国4000万饿殍一起被毛泽东拖进了“大跃进”造就的巨大坟墓。没有追悼会，没有通知亲人到场，挖个土坑把他埋葬，就像埋一只死猪死狗。
1961年曾清经被追认摘帽，1979年却没有“改正”，听说与他“要杀共产党”有关。但是葛佩奇也不是“要杀共产党”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世界皆知，结果怎样？栽赃陷害。既然《人民日报》可以在全世界致诬、说谎，那么西师党委为什么不可以给一个弱势学生罗织罪名呢？如果曾清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肯定不仅仅是个右派，肯定不仅仅是二类处分，劳教、劳改、甚至杀头，都是他最适合的去处。但是，可怜曾清经已抛尸荒野无人为他申诉，他只能在阴曹地府继续戴那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了。
迫害700多名右派学生终于整“对”了一个，七百几十分之一的“正确率”，不仅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更是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的确凿证据。邓小平的理论多么“伟大、光荣、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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