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作为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位居中枢。赵紫阳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反对镇压，似非错觉。但是，杨领李鹏去邓府求见，引出“四二六”社论在先；又受赵之托，试图通过邓的秘书、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不想赌错。他重用胞弟，遭忌军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他兴许也当一回“太上皇”呢？本文摘自《开放》杂志，作者苏晓康，原题为《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
1988年3月28日，赵紫阳、邓小平和杨尚昆出席七届人大代表会议
当赵费尽心力，无法改变四二六社论定性时，便决定诉之于天下舆论，将邓小平的决策，从幕后拎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评判，等于一种“全民公投”。但决定赵的成败的关键人物是杨尚昆。
《改革历程》是一份珍贵的私人文献，令人想起《赫鲁晓夫回忆录》。赵紫阳对“八九事件”的内幕、成因，作了脉络性的梳理，成为还原这个历史关头的权威史料。然而，这与他最终仍不能透彻说明其中的一个重大细节，形成某种悲剧性的张力。这个细节，就是关于他跟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一个堪称“风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释，给后人留下发掘的价值和空间。
政治透明、决策公开，是极权体制的命门，若遇重大社会冲突则更甚，一旦触碰，就会爆炸。钓鱼台赵戈会见“把中央常委的决定捅了出来”(赵语)，所引起的爆炸性效应，举世目睹，至今没有一个令人释怀的解释，可谓“二十年的遗憾”，本文尝试一种可能的解释。我的解释，不把赵紫阳定位在一个领袖、崇高者、献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politician)。人物一旦交给历史，便任由评说。
“邓掌舵”爆料三说
关于这个事件，中共解释不了，赵紫阳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释来源。前后有过三种说法，都是借助了一种时间上的错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戈氏上午见邓小平，下午见赵紫阳，何者为“最高级会谈”？这个“规格性”问题，产生了一个“政治机会”──其实，这是极权体制预留的一个漏洞，谁能利用它、怎么利用最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最早出现的“陈说”──陈一谘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种说法：苏联代表团质疑，邓小平甚么党内职务都没有，戈氏见他算甚么？于是王瑞林打电话来，要赵紫阳下午向戈氏解释一下。这个说法天衣无缝，说明赵阵营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多年后又有一个“鲍说”──鲍彤出狱后说，在秦城他就自己揽下这个责任，说他根据中联部的介绍，替赵紫阳写了讲稿，说明邓虽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最后的“赵说”，分别见于开放出版社的宗凤鸣着《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赵本人的《改革历程》两书，完全相同，大意是针对民间“垂帘听政”的说法，为了“维护邓的形象”，才说出这个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据明报援引赵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提到更具体的细节，即邓小平坚持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才算“中苏最高级会谈”，并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但不知为甚么他会见时却忘了说这话，由此便要由赵紫阳来告诉戈氏“邓小平掌舵”的秘密。赵告诉杨：“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甚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宗凤鸣着作中收入的“同杨继绳的谈话记录”中，并无上述这些话。)
总书记务求“现场直播”
我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旁证，即二十年前我听一位目击者亲口陈述的事实：当天赵紫阳先一步到钓鱼台国宾馆，非常急切地询问，中央电视台对这次会谈是不是“现场直播”？令记者们感到惊讶，总书记以前从未在乎过这种细节，而“直播”是不能删节讲话人的任何一句话！即避开了新闻检查，这也是中共很少允许“现场直播”的原因。当赵紫阳确信电视“直播”无疑，就河南话脱口而出：“好！”然后坐下来，一只手有节奏地拍着沙发扶手，打起腹稿来。
这个“现场直播”的细节显示，赵紫阳有备而来，要说出可能是一件惊人的秘密。那时，正是天安门广场火烧火燎的当口，不久，果然天下譁然。广场出现的标语，是前所未有的：
邓大？党大？
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下台就是好猫；
帘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请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来了不太平；
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
如此“帘政”，国将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调不准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天下为“公”；
人过八十要糊涂；
我们盼小平归故里，拥护您去当职业牌手；
希望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宾师专迎接小平回乡养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涂(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
帘子后面找政府；
邓小平(八五)戈尔巴乔夫(五八)……
据说，当晚邓小平一家人看到这番群情激愤，反应竟至于此：“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把我们剁成肉馅了！”赵紫阳事后称他“始料不及”，显然很勉强，看看上面的标语就知道，爆料出“邓掌舵”的政治意味，只有一个，也是“路人皆知”的：撤帘嘛！赵作为总书记，政治灵敏度决不至于比老百姓还低。另有一个直接的类比，就是“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改革历程》二十九页)。赵很清楚邓家最怕“暴露到第一线”。而且，即便如三种“事后解释”所称，要向戈氏单独说明，完全不必“现场直播”，反而是避开媒体才对。
紫阳风头正健
所以本文认为，这是赵紫阳的一个大动作──在他殚精竭虑，仍不能说服邓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论”定性，便决定诉之于天下舆论、国际关注，将邓小平的决策，从幕后黑箱拎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评判，等于一种“全民公投”。邓小平要“当家”，却又怕“暴露”，这种非理性统治，正是学潮难以平息的根源。赵紫阳看穿这一点，借力使力，将街头抗议化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赵出此策的政治根据是甚么？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锋之势，是他敢为的主因。赵曾欣赏“新权威主义”，他说邓也是，但是他们遇到政治上的强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寻改革的思路，邓在八九前两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赵才令鲍彤组建“政改办”，这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前提。那么，在现实中赵有何本钱逼邓？邓与赵“同舟共济”，是改革仅剩的一个政治基础，邓自断左膀胡耀邦之后，只剩下右臂赵紫阳，改革已在半途而废，此所以邓坚拒邓力群而逼赵紫阳接任总书记。他不肯输给陈云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赵紫阳告诉宗凤鸣，在此回忆录中也表明，邓在八九年春已决定把军委主席交班给他，亦可知废胡后邓依赖赵之深，此其一；十三大前，赵紫阳解散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停刊《红旗》、差额选举“差”掉邓力群等举动一路告捷，对赵紫阳的政治预期感，是极大的鼓舞，让他看到“民心可用、党心可用”；同时，也显示了在高层博弈中，赵比胡有韬略、有技巧，这也是邓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说，“八九”风云骤起前夜，赵紫阳正踌躇满志，他才敢把民情汹汹的天安门广场扔给李鹏，自己登车去平壤。
赵紫阳谈胡耀邦的陨落，历数老人政治。“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邓小平以不开常委会来堵陈云的嘴，说“两个聋子都听不见，开甚么会！”照说赵接胡，境遇更难，他竟能游刃有余，“陈要开会是想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一次他责怪我为甚么还不开会。我回答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和邓商量好了就开。陈听后说：啊！大秘书长一个！”──赵跟宗凤鸣谈得比他自己的录音要鲜活。
杨家将“玩火”两头耍
赵紫阳有多少胜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赵是不会干的。面对保守老人，赵的靠山是邓小平，假如他转身挑战这个靠山，谁是他的盟友？那时曾有一个制衡邓小平的“联盟”吗？
万里、乔石、胡启立都曾是赵的盟友，但毕竟份量不够。万里在关键时刻被软禁，启动人大常委权力否决戒严令的尝试，被邓小平轻易摆平；而乔石在邓府戒严决策中，只敢中立。
在高层另有一个人是举足轻重的──杨尚昆。无疑，正是他的角色，最终决定了赵紫阳的成败。而奇怪的是，《改革历程》对此人似惜墨如金。设若赵杨两人皆封嘴，他们之间曾有过的“联盟”便如石沉大海。我们只可钩沉一二。
“杨家将”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为邓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位居中枢。熟悉中南海内幕的吴稼祥，称他是“大玩家”，很传神，但说他怕失去军委副主席，而联手保守派倒赵，与赵的说法不符。赵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反对镇压，似非错觉，许家屯也从旁证实。但是，杨领李鹏去邓府求见，引出“四二六”社论在先；又受赵之托，试图通过邓的秘书、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不想赌错。他重用胞弟，遭忌军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他兴许也当一回“太上皇”呢？
赵紫阳留下两个细节，颇可玩味：五月十六日夜在邓府，杨尚昆转述廖汉生的戒严主张，“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决定戒严后赵愤而辞职，“尚昆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此外，据说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后，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找不到杨白冰、杨白冰找不到杨尚昆、杨尚昆找不到邓小平……
一番腥风血雨后，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但几年后，这位“镇压执行人”，又对三○一医院军医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另据吴稼祥分析，二○○一年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着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玩别人，最终也玩了自己。
邓戒严权威不足
杨家兄弟治军乏威，也是邓小平权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毛泽东身后的权威空白。这个政治背景，其实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论及。权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组渴望，会引诱政坛上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是“玩家”，赵杨二人位高权重，岂能置身于外？改革的迟缓和保守派的问罪，又与民间抗议互动，而引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一开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结局，只有可能性。
陈云或可比肩邓小平，更有叶剑英，长居岭南不北归──他有华国锋襄助才抓了“四人帮”，而邓小平复出后，八○年初废华国锋及“凡是派”甚急，叶帅不悦，邓派王震南下与之协商，叶举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习仲勋两元老进政治局，对邓有所制衡。邓虽是二野政委，元帅的资格，但四九后与兵戎无涉，复出后请罗瑞卿接军委秘书长，极盼替他掌兵。罗大将却被林彪害得双腿残断，说我站不起来怎么领兵？执意要去德国做手术，而那时中德尚无外交关系，聂、徐两帅皆不准，罗硬是去了，竟死在手术台上，邓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邓于是只好自树权威抓兵权。七九年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伤亡甚重而无战绩。叶剑英八○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里沉屙愈深，渐渐出局，八四年国庆邓小平心血来潮要阅兵，而叶帅就在“十一”前病危，据说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医生只好维持，于是叶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
天安门屠杀前的一场宫廷倾轧，因涉及动用军队，情势扑朔迷离。邓小平虽是强人，但调兵进京军管，他的权威还差了点，元帅上将们一上来就反对。尤其难料的是，杨家兄弟指挥镇压，军权在握，围困京师，邓心中没底，据说全家人都躲了起来。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国处于权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晓得。这种近似军事政变的把戏，最不安全者，恰是独裁者自己。
愧疚为那般？
赵紫阳的光彩，在被废黜之后。第一次拒绝检讨，是拒绝了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诱惑；第二次拒绝检讨，又放弃中央委员，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六年的软禁，这都在中共历史上创了纪录。党史上拒绝作检讨的总书记只有两位：陈独秀和赵紫阳。
但是，《软禁中的谈话》和《改革历程》两书问世后，我们才知道，赵紫阳决不肯对这个党认错，却反反复复地谈到他对邓小平的歉意，即在与戈氏谈话公案上，不断地用“懊悔”“遗憾”等字眼。两厢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愧疚，大概要从私人情感来解读。赵的意思恐怕是：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会“有意伤害你”？重大决策在你我之间都不能讨论一下，我只好诉诸民意，以为民意足以惊醒你，却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酿成大悲剧。时过境迁，我实在觉得很抱歉！赵紫阳这种态度，反映了传统“君臣之道”的某种残影，但也是一种可贵的政治伦理。
李商隐有凭吊诸葛亮的怀古句：“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这首七律《筹笔驿》，通篇浸透着“遗恨”二字，映照赵紫阳，可谓妥帖；而诸葛亮拟古辞“梁父吟”，取典春秋齐相宴子“二桃杀三士”，其鞭笞谗言害贤的含意，至今新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