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红冰
【看中国2015年07月08日讯】《自由圣火》编辑部：用民主大革命摧毁中共暴政的思想大潮已经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主流意志，中共为之惊慌失措。近期，中共的御用宣传机器和混迹于中国海外民运中的垃圾、中共的思想走狗，如刘路之流，开始不断发文，企图论证中共暴政是不会死亡的万年帝国。面对这种情况，征得出版社同意，摘发袁红冰所著《决战二〇一六》一书中的第三章第二节，希望读者能够从中理解到中共暴政已经是尸居余气，处于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之中。
第三章
第二节 习近平和中共“太子党”
——腐朽强权尚能回光返照的人格原因
极权政治以个人或者寡头集团的意志为国家意志。所以，极权国家总是随强人枭雄的崛起而崛起，并达到兴盛的顶点，然后，在国家权力的腐烂中走向衰败，终至由阴郁猥琐的鼠辈政客为其送葬——这个过程表述历史的必然铁律，也是上苍为极权政治安排的宿命。
中共暴政本来也是上述必然铁律中的囚徒，也是迸溅在宿命上的一片猩红的兽血。只不过多了一次回光返照。
毛泽东视万物为刍狗，以铁血枭雄之势，将中共强权推向其命运的峰巅；毛泽东生命朽败之后，邓小平又用强悍的人格，挽狂澜于即倒，继续维持中共强权的巅峰状态，虽然巅峰之上少了几分毛泽东时代的狂霸之气，多了一些黑手党政治的冷血风格。然而，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共暴政再无巨擘强人，似乎毛和邓已然耗尽中共的运数。
江泽民，一个十五亿中国人中丑陋至极的上海小男人，一个比年老色衰而春心如花的妓女更喜扭捏作态、搔首弄姿的瘪三，一个比更年期的悍妇更令人恐怖的喜怒无常的动物，一个性淫胜鸨、浅薄虚荣的三流政客，竟继铁血强人之后，主政中国二十年。江泽民人格之丑陋猥琐，可谓千古一绝。如此不堪的人格主宰中共权力意志，仿佛上天有意以此在世界面前羞辱暴政；上天的羞辱中，也隐喻著历史必然的铁律对中共的诅咒。
国之将败，必有妖孽当道。如果説毛、邓是嗜血的狂魔厉鬼，江泽民则为淫欲焚心的妖孽。江泽民主政，演绎极权宿命的第二个阶段，即由强人政治的峰巅向国家权力腐败的深渊堕落。
用普遍腐败的允诺收买官员的支持——这是无德无能的江泽民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首要的为政之道。此道尽管污秽不堪，却十分有效。中共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容忍江泽民在中共权力之巅纵情恣意展示其人格的千般丑态，万种妖姿，且长达二十余年，全在于江泽民实行“权力腐败利益，官员人人均可分赃”的国策。
江泽民打开国家权力腐败的铁闸，千万狗官如尾巴上被点着的野猪，嘶吼狂啸，扬鬃奋蹄，奔向极权国运的衰败之路。遥想当年，古罗马帝国一夕倾颓于腐败之前，罗马贵族彻夜狂欢，向上天高呼：“要更多美女，更多美酒！”今日中共千万贪官污吏，体态如怀孕的野猪，左手高举美酒流溢之杯，右拥艶色如紫霞之娇娃，漫舞于腐败权力之上，向历史发出如此感概：“作共产党的官，乃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
中共国家权力早已腐烂入骨，倾太平洋之水难以涤尽其污秽，举天雷之烈焰无法使之净化为灰烬。江泽民之后，胡锦涛主政，拉开前述极权宿命最后阶段的黑色帷幕，即狐鼠政客为中共极权送葬的末日悲剧。
胡锦涛，虽邀上天之幸，得男儿之身，实却心灵无种、精神自阉之鼠辈。宿命选定江泽民，以其人格出类拔萃之丑，向中共暴政脸上撒尿，以示羞侮辱刑之惩罚；宿命又选定胡锦涛，用其直追马英九之令魔鬼都绝望的无能，作中共敛尸送葬之人。
胡锦涛怯懦阴晦如鼠，其情商只堪作一庸碌卑鄙小吏。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胡氏鼠辈，亦有激荡于荒坟古墓间的狡狐之黠。凭狐黠之智，胡锦涛循循奔走于中共元老之门，显唾面自干之忍；殷殷如奴，侍奉中共权贵于左右，且数十年不辍，终有大成，获主政中共之权威。
怯懦阴晦的鼠辈人格，复之以黠狐之智，胡锦涛虽荣膺大宝，也毕竟只是狐鼠之属，无法用猛兽之爪，在铁铸的历史上刻出痕迹。主政十载，胡锦涛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进不能鼎革布新，退不能抱残守缺；智无法阻遏势如荒火燎原之权力腐败，勇难以压抑千万贪官污吏傲慢烛天之气焰，镇日里只能蜷缩于权力之巅，面如土偶，神似朽木，混吃等死。
巨树顶部的叶片最先感知秋季的凛冽寒意。中共官员和附属于腐败权力的奸商恶贾，就是中共政权这株巨树顶端的叶片；这个群体最了解，中共权力之腐败，已如腐尸溃烂，无药可医，无方可救。胡锦涛主政期间，中共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开始将移居国外视为最重要而紧迫的“家族事业”之一。
这个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豪华的权力和暴富机会的群体，即拥有最大权势和最富有的一群，却急不可待地试图离开中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比其他所有中国人都深刻而真切地感觉到，中共国体在溃烂的国家权力侵蚀下，已如千年朽棺，即将灰飞烟灭，而他们想在大危机大崩溃到来之前，逃往异国他乡，去寻找安全——拥有权力和最富有的人都试图逃离，足证中共之国已魂飞魄散，只待骨销形亡。
二〇一二年，胡锦涛主政最后一年，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夺，或者明目张胆，势若疯虎，如薄熙来竟干犯中共天条，私自动用数十辆装甲车，越省界，包围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是为震惊世界的王立军事件（注：见《台湾生死书》第一章第三节）；或者暗潮汹涌，鬼影幢幢，如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薄熙来等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式的权力交接计划；如果不是由于变生不测，突发王立军事件，致使此次宫廷政变“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现在中共政权早已内乱蜂起，分崩离析，东亚大陆上的共产帝国的巴士底狱很可能因此化为历史废墟。
然而，王立军事件如一阵凛冽寒风，突袭而来，吹落万枚红叶，中共强权又偶然躲过一劫。真令人欲仰首悲问苍天：莫非上天有意，再次用偶然性延长中国人作中共政治奴隶的卑贱与屈辱，以示对这个过分长久地容忍了暴政的民族的天谴之意。
不过，哲人説偶然中有必然；诗人说：“偶然性是必然性之镜中映出的花枝。”尽管偶然性以王立军事件的名义又一次拯救了中共极权的血光之灾，但是，中共依然具有回光返照的生命能量则取决于一种必然性，即强悍的权力人格是衰败的极权政治的最后一支强心剂。更明确地讲，中共政权此次回光返照所表述的，是强悍的权力人格的回光返照；承载这种强悍权力人格的群体，就是被称作“红二代”的中共“太子党”。
胡锦涛可以说是现代“阉竪”政治的经典代表，“太子党”却是残存在中共腐烂政治生命中的强人政治的基因。中共十八大之后，“太子党”全面主导中共权力意志。这意味着毛泽东和邓小平式的强人政治鬼魂的复活。当然，“还魂的鬼是丑陋的”，“太子党”虽然能够以其强悍的权力人格形成属于中共极权的回光返照式的“辉煌”，只不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沉落于黑暗的虚无，才是中共极权不可改变的宿命。
我曾在《台湾生死书》中作出界定，中共“太子党”原则上是指中共建国少将和建国地区级以上党政官员的子女。这个群体，一般出生于中共建政之年，即一九四九年前后五年，现在的年龄在六十至七十之间。按照中共极权的政治运作逻辑，这个年龄正是垄断权力意志的时期。
究竟是“命运决定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命运”？这两个相悖的生命哲理的争论恐怕万年之后也难有定论。不过，正是这两种生命哲理的叠加效应铸造出中共“太子党”的权力人格。
一九六六年，为把权力竞争者践踏在脚下，毛泽东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历史总在骗局中蹒跚，毛泽东试图掩饰个人权力意志斗争的本质，赋与政治阴谋以政治道德之美，编造出“文化大革命”同“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之间虚假的理论联系。
当其时也，中共“太子党”的主体正值少年。少年，那是渴慕璀灿的人类理想胜过迷恋美人雪白肉体的纯情的生命。毛泽东以共产主义的上帝的名义，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宣示，赐给中共“太子党”壮丽理想的代言人的特权。这个少年群体的血燃烧起来了，他们比太阳更炽烈的眼睛里熔铸出疯狂的神圣感。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天性之一，就是用仇恨培育神圣的信仰。欧洲中世纪千年黑暗，对异教徒的仇恨构成信仰神圣性的情感之源；当代共产主义则把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奉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情感献祭。
以仇恨为情感动力的理想，必定演进成现实社会中的疯狂兽性，而且理想的表述越壮丽，越神圣，兽性便越疯狂，越凶残。一九六六年盛夏，少年“太子党”成为毛泽东的政治刀锋，劈斩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组成“老红卫兵”——类似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的反人类罪犯罪组织，用野蛮时代的极其原始的酷刑，摧残了数百万知识分子和“阶级敌人”，无数人的生命在酷刑下破碎，其中包括不谙世事的婴儿和历尽沧桑的垂暮之人。
命运使少年“太子党”变成在理想主义的金焰中狂舞的嗜血之魔。然而，命运对少年“太子党”人格的诅咒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政治局势的急剧动荡变化，绝大部分少年“太子党”的父辈被毛泽东视为权力斗争死敌刘少奇的政治基础，“太子党”，这个奉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之神，并为证明对其的忠诚而犯下反人类罪的群体，竟一夕之间被“神”抛弃了。
“太子党”的地位，从昂视阔步于理想主义云端的天子骄子，瞬间就落入社会最底层，沦为他们不久前刚刚践踏过的“政治贱民”。过去从云端俯视时，他们看不清这个社会；现在从最底层向上仰视时，他们理解了中国人的卑贱。
直到毛泽东死去，重新随父辈回到权力的圣殿，“太子党”经历了十年地狱之苦，十年焚心之痛。为在充满艰难困苦和歧视敌意的环境中活下来，他们必须让自己变得像蛇一样阴险，像荒野之狼一样凶狠狡猾。命运又一次在他们的人格上刻下深深的痕迹。
二〇一二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太子党”，这个由浴血的命运创造出的权力人格走上权力之巅，开始“性格创造命运”的历史过程。为准确预言这个历史进程的结果——是中共极权的中兴，还是中共极权末日的“政治狂欢”，有必要对命运所创造的中共“太子党”的权力人格的各种特质进行讨论。
在政治情感上对毛泽东炽烈的怀念——这是中共“太子党”权力人格的第一特征。
如前所述，“太子党”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以“老红卫兵”的形式成为毛泽东的党卫军；这个群体把少年的真情和生命的初衷献给了毛泽东——那是纯情少年献给共产主义之神的初恋。恋情之中，毛泽东极权政治的恐怖主义和征服世界的野心，以壮丽理想的名义，在他们少年的白骨上灼出如花的伤痕。这少年白骨上的伤痕是他们心灵的宿命，是他们不可改变的生命誓言。
当年毛泽东对这个“太子党”群体的垂爱并不长久，共产主义之神很快就抛弃了他们。即便如此，“太子党”虽然对毛泽东怀有几分弃妇的幽怨之意，但却无法改变献祭的深情。在此，共产主义之神更接近魔鬼——一旦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只能终生作魔鬼的情感奴隶。
人既有情感，又有理性。不过，情感的价值取向凝成的意志，则构成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人的本质因而是情感的，而非理性的。所有的情感样式中，最强烈的莫过于怀恋。现在，“太子党”全面主导中国权力意志，在“太子党”权力人格中燃烧的对毛泽东的政治怀恋将点燃历史；“太子党”也将以毛泽东遗嘱嫡系继承人的资格，再次试图用毛泽东的极权恐怖主义政治和全球扩张的意志，主宰十五亿中国政治奴隶的命运。
对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尊重——这是中共“太子党”权力人格的第二特征。
毛泽东和邓小平代表着气质迥异的政治风格。前者尽显极权枭雄的狂横不羁风格和浓烈的血腥气，后者则展示出政治黑手党的阴险狠毒和窒息良知的铜臭气。但是，“太子党”在迷恋毛泽东的同时，也把对邓小平的尊崇奉为其政治原则之一。当然，“太子党”对毛泽东的迷恋意味着政治情感的沉醉，对邓小平的尊崇则是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考虑。
邓小平时代，全面重建中共“太子党”的政治特权；邓小平设计的权贵市场经济，则使“太子党”依仗其政治权势成为财富利益的第一序位受益人。与此同时，权贵市场经济短时间内涌现出魔幻般的经济能量——当然，这种魔幻般的经济能量是以践踏理性与良知，摧毁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又给“太子党”实施毛泽东式的全球极权扩张野心提供了物资基础。
于是，历史的怀恋和功利实用主义的利益，就这样通过“太子党”的权力人格扭结在一起，“太子党”不仅意味着毛泽东政治之魂的当代复活，同时也是邓小平政治遗产的继承人。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独裁者的政治之吻的魔鬼吻痕，就重叠在中共“太子党”的权力人格之上。中国的命运将因此进入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强悍、冷酷、机警——这是中共“太子党”权力人格的第三特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太子党”的这项权力人格特征，正是青少年时代苦难命运对他们的祝福。如前所述，毛泽东运用少年“太子党”为“文化大革命”杀开最初的血路之后，便将他们放逐到人间地狱之中。十年苦难艰辛，十年悲情血泪，生存的刀锋雕刻出“太子党”强悍、冷酷、机敏的人格特质。
少年沦为政治贱民的命运，使“太子党”失去了接受正常教育，并得到知识救赎的机会；命运让这个群体的知识水平定格在中学水平，而且，属于他们的浅薄的知识系统中，覆蓋著毛泽东政治的血色晚霞。那种定格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知识系统犹如一座铁牢；囚禁在铁牢中的不可保释的百年死囚，正是中共“太子党”的灵魂。尽管重获政治特权之后，通过权钱交易获取各种学位成为“太子党”群体的一种时尚，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对知识的渴慕，而只表述庸人俗物的虚荣。“太子党”是被知识抛弃的一群。
不过，“太子党”虽然被知识抛弃，但又获得强悍如猛虎、机警如野狼、冷酷如滴血屠刀的人格特质。正是凭借这种人格注入权力意志的生存能力，才使中共极权政治在权力彻底溃烂的凶险关头，能够再现崛起的假象。是的，当前中共的再崛起是一种假象。我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基于上述对“太子党”三项权力人格特征的审视。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恐怖主义政治的道德基础随他的生命一起崩溃，中共极权专制面临末日的危机。当前，东亚大陆民怨沸腾，民怒如山，表明邓小平的权贵市场经济和黑手党政治也走入绝境死地。
中共“太子党”前两项权力人格特征，恰好是以对毛泽东政治和邓小平政治的双重继承作为宿命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太子党”所能继承的并非解决大危机之道，而是继承了双重的绝境死地。同时，受浅薄的知识结构所限，“太子党”也没有引领中共走出绝境死地的理性能力。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共极权在溃烂中消亡已是昭昭天道的预示。“太子党”只是借诸强悍的人格能量，为中共极权赢得一次回光返照、“末日辉煌”的机会。回光返照岂能长久，“末日辉煌”之后必然是败亡的悲凉。中共“太子党”的政治努力乃逆天道而行；逆天道者，必因天谴而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