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用阴阳五行建构儒家的天道观和天人合一哲学，以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乃儒家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折，也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理论基础。他以天道证人道，言天人相副和天人相类；又以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视人伦纲常和仁义忠孝为天经地义，并以此言天地之美。这种以阴阳五行为宇宙模式而观天人相与之际的儒学，及其以善为美的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审美态度，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是两千多年来对中华文化有极深广影响的学说。早期的阴阳观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主要是用来阐明自然界的天气变化；而五行则是用来指构成大地万物的五种基本材料或元素，彼此本不相关。将两者绾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阴阳五行新观念，始于战国，流行于秦汉之际，而集大成于经学大师董仲舒。董氏总结前人之说，以阴阳支配四时节气说明天道变化，又将四时的循环与五行相配，以相生言自然变迁，以相胜言历史运行，把自然、社会和人伦都纳入阴阳五行的宇宙模式中加以阐释。他以此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言天地之美，从而形成一套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都有巨大影响的天人合一思想。
“阴阳”观念的起源是很早的，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了阴字和阳字，阴表示天气，阳用于地名。《说文》云：“阴，晴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侌声。”又：“阳，高明也。从阜，易声。”主要是从方位的背阴或向阳，说明阴与阳的本义。阴指阴暗处，亦即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或指阴霾的天气；阳指阳面，即能见到日光的地方，亦可表示温暖和明朗。在《诗经》中出现的阴字阳字，多是就其表示自然现象的本义而言的，无更深邃神秘的意味。因早期的阴阳观念与日光的有无关系密切，故除了方位的向背之外，与气候季节也不无关联。
以气候言阴阳，于春秋时期产生了“六气”说。《左传》昭西元年，医和在谈到乐节百事时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序为五节，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把阴、阳作为天之“六气”中的两种，并认为六气与四时季节相关，能影响到人体，若阴气过盛即生寒疾，阳气太多则生热疾。由表示自然气候现象的具体概念，到用来指“六气”里性质和作用都有不同的两种较为抽象的气，这是阴阳观念发展的一重大变化。《国语》里的阴阳观念，大体与《左传》所记相同，也视阴阳为天地之气，有“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一类的说法，阴阳的作用被突显出来。
在古人的意识里，气与天地万物的生成乃至人的生命是不可分的，所以说“六气”能发为五味、五色、五声等，进而与“五行”也有了关涉。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郑国大夫子大叔说：“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所谓“用其五行”，杜预的注是：“金、木、水、火、土”。各种以“五”为基数的词语的产生，当是“五行”说形成前后的现象；但在春秋时期，阴阳二气并未从“六气”中独立出来，其与“五行”究竟有何关系并不清楚。“阴阳”与“五行”发生联系，是在阴阳观念完全成熟的战国及秦汉之际，因只有当阴阳之气被认作是天地化生的基本元素，可以用来解释宇宙创生和天道变化，乃至人和万物的性命，方能将四时、五行也纳入天地生化的宇宙论中来。
《易传》
《周易》里的《彖》传、《象》传、《文言》、《系辞》传和《说卦》传等“易传”作品，是阴阳观念完全成熟时期的产物。“易传”的作者用阴阳、刚柔的观念来解释易经，不仅改变了《周易》的蔔筮性质，使之成为穷理尽性的著作，还使以阴阳贯通天道与人道的易传哲学系统得以完成。《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认为组成卦象的基本符号“——”和“- -”象征阳和阴，圣人观天地的阴阳变化作八卦（重之为六十四卦），又以刚柔变动解释卦体而生爻辞。由阴阳、刚柔，不仅能穷极万物的生成变化之道，且能把握人等生灵所禀受的性命之理，所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阴阳为天道，柔刚为地道，天地立而人生其间，是为三才；圣人顺从天地生成万物的性命之理作《易》，设六爻以效三才之动，故六画而成卦，每卦的爻位二、四为阴，三、五为阳，并用柔刚解释阴阳二气的升降。在《易》的六十四卦里，易传作者对干、坤、泰、否四卦都有直接用阴阳解说的例子，如《干•初九》：“潜龙勿用”。《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以为龙象征阳气。又《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所谓“阴始凝”，指阴气凝结而为霜。再如《泰》：“小往大来，吉亨”。《彖》曰：“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以阳气内长和阴气外消表明小往大来，并就人事加以解释。在《彖》传中，“刚柔”一词使用得最多，阴阳的观念主要是由柔刚来表示的，阳是刚，阴是柔，万物以及人的性质，可概分为阳刚与阴柔两大类。以阴阳为易道之要，则干、坤两卦可为纲领，《系辞》传云：“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干，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意谓《易》所展示的宇宙万物的生化皆本于阴阳二气，阴阳合而万物成形，或刚或柔各有其体，为天地生生之德的体现。
类似“易传”这样成熟的阴阳观念，因可满足解释宇宙演变和万物生成变化的要求，所以也多见于战国诸子中。《管子》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损益。”以阴阳的推移作为说明四季和时光交替的根据，认为天地亦以阴阳为准则。“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把阴阳四时与社会人生的刑德和祸福联系在一起。由此再进一步，便是邹衍以阴阳绾合五行的“五德终始”说的产生。
五行
邹衍在战国时期以“五行”胜克之说著名，被齐人称为“谈天衍”，《汉书•艺文志》的“阴阳家”类，着录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但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如今了解邹衍思想的最可靠材料，是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的有关记载，说邹衍在孟子之后：
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所谓“深观阴阳消息”，当指通过四时的冷暖变化体会阴阳二气的消长，然后用无限制类推的方式，将阳长则阴消、阳消则阴长的天道运行法则套用在五行的胜克上，与言怪迂之变的禨祥度制相结合，创“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的五德终始学说，作为历史运行的法则。尽管邹衍的著作已失传，但这种学说的内容还保存在《吕氏春秋•应同篇》里，其言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先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五德以次循环，各以所胜为行，并有一套尚色用事的制度，凡成帝王者贵为天之子，要以五行中的某行为所据之德而改制，以示奉天承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