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土改岁月
三、风雨为民夜三更
占地拆房动员搬迁，是一项新的工作。那时共产党做事还没有强迫命令，以民为本，坚持说服，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老百姓讲清道理，哪象现在的干部趾高气场，一骂三瞪眼，又吃回扣又贪污，不搬家用推土机推！，你敢反抗老子有防暴队，用皮带打，电捧揍，再不然抓到监狱关起来再说。所以老百姓说，共产党的官儿，哪在为人民服务？全在为自巳造金窝！变味了，早早地变味了。
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对占地拆迁的五百多户人家逐个征求意见，有什么要求和打算。老百姓真好，人人支持修筑成渝铁路，纷纷表态配合政府工作。我还叫他们唱：
“成呀成渝路，有话说从头，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欵又拉夫，人民血汗化流水，不见铁路只听哭。共产党，好领导，立即动工把路铺！军民合力修铁路，火车奔跑笑呼呼……”
仅管折迁任务大，时间紧，我是工作组长又是组员，唯一助手是筑路指挥部一个技术员，新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的学生哥，什么都不懂只会丈地。确定赔偿经额是我。发钱记账也是我，，成天忙得不亦乐乎。白天忙完工作，夜里李捷团长还要我学习文化，有时还背着卡宾枪送他下村检查工作，当义务警卫员。他总是一路走，一路向我讲革命理：“黄牛呀！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啊！打天下靠枪杆子，坐天下就要靠笔杆子了。你懂不懂，坐天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你对党忠心耿耿，工作能力也不错，立场又坚定，但还不能象潘清雍、袁忠智那样独当一面。尽管他们出身不如你，但他们是大学生，搞建设就需要大学生。”
他说的潘清雍、袁忠智，和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一是川大学生，一是华西大学学生，一直在他手下工作，很受他的器重。现在两人一个是红花村土改工作组组长，一个是团部秘书。由于李捷区长对我器重，两人对我挺不错，像大哥哥对待小弟弟。这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放在中心工作组所在的双水碾村，原来觉得我文化低挑不起担子，实际让文理阳领导那里工作。于是，我决定学习文化，赶上潘清雍、袁忠智。自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拼命看书写字，不浪费丁点时光。一次，我在油灯下看书到深亱，被他发现，忍不住笑着夸我一句：“黄牛呀，不错，现在正是你人生发奋的时候。记住‘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奋时’一个没有知识文化的人，不能受到党的重用！”
成渝铁路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时间，筑路大军就开到占地的村子，任务迫着人跑得翻脚板。拆房搬家，首先从街村开始，事前得搞清楚，拆多大面积的房、是木结构还是砖砌房？不仅要算出补助金额，还要为他们找到搬迁的房子，不敢半点马虎，干得特欢。李捷区长几次要给我调一个人来，都为我婉言拒绝。
我说：“李团长，你不是说为革命要勇挑重担吗？现在我能挑，何必多占一个人呢？”
他听后点点头，高兴兴地说：“这也好，更能锻炼你。”
那天我坐镇现场指挥老百姓折房搬家，干到晚上十点才回团部，累得浑身没丝力气，仍点亮煤油灯看书，不会儿竟然睡着了。八月的天空老爷的脸，说变就变。不一会儿云黯凤起，大雨倾盆。在迷迷糊糊中，似乎听得有人在叫我：“黄工作队，黄工作队，不得了，房子垮了，周裱禙一家埋在墙下了……”
我一惊，慌忙跳下床，抓起斗笠蓑衣，拉起叫我街村农会周主席，没命地向出亊地点跑去。
此时，天黑不见五指，风刮得尘土狂飞，豆大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原来是他家那堵封火墙因紧邻的房屋被拆去，它便孤立无援地裸露在风雨中，又因封火墙是泥坯垒砌的，被雨水一泡，大风一刮，就轰然坍塌了，把熟睡中的周裱禙夫妇深深埋在地下。此时我全身没个干的地方，雨水顺着下巴流，屏住呼吸听去，只听得从泥土的隙缝中发出一种求救的微弱呼喊：“救命呀！救命呀！”
“救人，救命”无声的命令！争分夺秒刻不容缓。
此时若再去组织人或有半点怯懦犹疑，都是对人命的不负责任，不关心，也是良心上的犯罪。我立即扑上前，蹲下身，不顾个人安危，不停地用双手扒抓泥土。
街村农会周主席在旁提醒我：“黄工作队，太危险了，封火墻还在坍塌啊！”未待我回荅，又一堵封火墙坍了下来，所幸距我稍远，未伤着。
我临危不惧的勇敢精神，深深打动了围观群众，他们迅速挤身上前，也用双手扒抓泥土。人多力量大，大约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埋在泥土下的周裱褙铺夫妇，扒了出来。但他们一身是伤，多处骨折，人已经昏迷过去。我当机立断：“赶快送医院抡救。”我和七八个群众，临时找来两付滑竿，轻轻地把夫妇両人放上去，抬起就往成都市青龙街省医院旋风似地跑。
街上没个人影，静得来只有我们的呼吸声和脚板声。即到了省医院送到急诊室，经医生检查，须立即开刀抢救。但开刀需要有亲人签字。哪有亲人？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签字人的关系上填上“儿子”二字。医生看着抢救单上的签字，又注目地望我一眼，喃喃地说：“儿子，你是他们儿子？”
我点着头，道：“对，我是他们儿子！”
周裱禙夫妇两人保住了性命，我十个指头有八个没指甲盖了，充血红肿像萝卜头，整整疼我了半个多月。李捷区长知道后心疼地批评我说：“黄牛，怎么不叫团里同志？下次可不行啊。”我笑笑，不好意思道：“这是我的工作没做好，造成的事故。”
他拍拍我的肩头，深深地动了情感，说：“不错，小小年纪敢一肩挑责任。”
四、也算欠下的血债
我在土改团部是个招人喜欢的小孩，见事做事，喜欢做事，知道我绰号的叫我“黄牛”，不知道我绰号的叫我“小鬼”，有些女同志还叫我“小弟弟”。我不知道什么叫愁？什么叫忧？快活得象只小麻雀，纯洁得象块白玉。我一个心思在革命上，在工作上，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记得当朝鲜战场传来黄继光以胸口堵住美国大兵的机枪，光荣牺牲的消息时，我几个亱晚不成眠，多次向李捷团长提出“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为黄继光报仇”的请求，请组织批准。李捷团长批评道：“黄牛，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需要。现土改工作需要你，你就一心一意搞好土改工作。上朝鲜打美国鬼子想法好，但当前革命不需要你这样做，你报仇的决心就是搞好现在的工作！”我只能服从。
征地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土地改革也进入尾声分田分地分财产的阶段。为了让农民放心分到的土地，不被地主再夺走，在这个时候要召开公审大会，杀一批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以资“庆祝土地还家”的胜利。
那时杀人很简单，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只要土改团团长点个头就行了。布告也是手写的，只需识字人当众念一遍，便把杀的人挿上死标，拉出去毙了就是。在召开公审大会前一周，李捷团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关上门极秘密地说：“黄牛，给你一个特别任务，从现在搬去和看守犯人的武装住在一起，一天要去‘仓里’（即关押死囚之屋）查看几遍，决不准许跑掉一人，如出了问题我会处罚你。”
不用问，他的谈话意味着什么？
土地改革在发动群众的阶段，各村都要召开几次斗争大会，每次斗争大会都要抓几个人，不是恶霸地主便是反革命，以及会道门头目、保长、甲长等。驷马乡一共抓了三十几人，加上“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遗留下来未处决的人共有五十多人，全关押在距团部不远的几个谷仓里，一日三餐均由家里人送。看守他们的是各村派来的武装（民兵）。那时人特老实，不知道逃跑，如想逃跑易如反掌，那关人的谷仓用拳头就能打开一个洞，可他们不跑，一天老老实实地等死。
我去了后，立即召集武装开会，把李捷团长压在我头上的任务转压到他们身上，说：“为了庆祝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从现在起，对关押的犯人要加强看管，这是革命任务！要做到仓里飞不出一只蚊子，爬不进一只蚂蚁。”
武装全是贫下中农子弟，拥护党拥护革命的坚定分子。我是工作队，虽然年龄比他们小，却是党派来的，敢不服从？大家异口同声应着：“请黄土作队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话虽如此，我不敢掉以轻心，白天晚上提着枪不停地查看巡示，以防万一。听说在“四大运动”中，就因为不注意防范，枪毙人的头天晚上，有个反革命分子听到风声，竟开了小差跑掉了，至今还没有抓回来。如果这些人放在今天，判两三年徒刑可能都不够条件，那时为了“革命需要”，他们只能作“替死鬼”。应了老百姓一句话，“阎王呌尔三更死，怎能留你到五更”？
在公审大会三天前，我才知道他们中有四个人要枪毙：一个姓刘的棒老二（即土匪），解放前多次拉过“肥猪”（即绑架），1950年又参加叛乱；一个姓李的袍哥大爷（哥老会头目），是驷马桥乡的舵把子，很吃得开，并无什么血债，但民愤大；一个姓何的恶霸地主，天生怪脾气，解放前逼死过佃户；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人，在1950年3月参加过土匪暴乱，打死两个解放军，后混入新津机场当防空兵，新近才被抓回来。
公审大会会场设在场背后，一块收罢庄稼的田坝里，主席台是用十五张方桌搭成的，左、右、后面三方，用晒垫遮盖住，前方上首挂有一条红布长幅，上面写着“驷马乡群众公审大会”七个大字。
公审会由土改团秘书袁忠智主持，李捷团长讲话之后，叫带犯人。区公安局小队，押着一溜被关押的人犯，五花大绑走进会场。每个犯人胸前挂有一块纸牌，写着各自名字，名字上用红笔划了XX。当人犯鱼贯而入地来到公审会，全场群众立即高呼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分子！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坚决镇压恶霸地主，为死去的农民弟兄报仇！”
跪在主席台面前的一干人犯，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会场，只那个何姓恶霸地主，几次爬在地上向群众磕头，不停地说：“农民弟兄，宽大宽大，我有罪，我有罪……”公审会先由受害苦主上台面对面的揭发控诉，控到激动处，苦主挥手便打，举脚就踢，打得人犯鼻青脸肿，以示自已立场坚定。还有些不是控诉苦主，也跳上台来打“欺头”（四川方言，讨便宜之意），要不是有武装拦着，当场定会打死几个。这就是“阶级斗争”。其实都是工改团我掌控，为怕冷场，三天前便分头向群众作了布置。另外，在这种场合，一些人也喜欢表现自已，争当极积分子，想争取当干部，特别是些年轻人，谁愿失去机会？
控诉结束后，由红花村工作组长潘清雍，代表土改工作团，向临时组成的人民法庭提起公诉，并要求给下列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刘、李、何、王等四犯，予以严惩。接下来，是文理阳代表临时人民审判法庭宣判，实际上是自编自演的独脚戏。
宣判判处死刑的犯人，背上立即插上死标，由区公安武装押下去等候，待公安局长李云成讲话结束后执行。
李局长是个大胖子，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农民弟兄不要怕地主反攻倒算，不要怕反革命分子威胁，有共产党撑腰，有毛主席壮胆，江山永远是贫下中农的！蒋介石八百多万匪军都被解放军消灭了，几个小毛贼地主还怕他们吗？
他反反复复讲了两个小时，我提着手枪和区公安武装，也就守候了这四个被枪决的人，两个多小时。
这四个人犯表现各不一样，那个姓何的恶霸地主，早瘫痪在地上，像散了架的一堆肉；姓刘的那个棒老二，一幅无所谓的样子说，“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小伙子”；那个袍哥大爷说，人总得死，唯一是死前没有看见儿女；姓王的那个年轻人直直站着，象在想什么心事。他突然冲我一笑，说：“小同志，请你把我头上帽子摘去。”
我准备上前去摘，一位区公安武装，叫他先蹲下，以防他用足踢我。我想，临死的人还会这样凶恶吗？多此一举吧。看来我自幼属于那种阶级斗争觉悟不高的人，怎不犯“错误”当右派分子嘛！
区公安局李局长讲完话，便是最后一出戏：枪毙人。参加公审会的群众，人挤人的往杀场挤，都想站在最前面看枪毙人的情况。有的人还用麻线吊块铜钱，用来沾人血，说挂在家门上驱邪；有的还准备馒头来醮血，说吃了可以治痨病。
杀人的地方在河边不远的乱坟坝里，早由区公安武装扎成人墙，划了警界线，警界线外是农会武装。这四名被执行死刑的人犯，由八名区公安武警押提着，依次进入刑场。我威风凛凛地提着那支“可尔特”，紧跟在区公安武警后面，俨然是个监斩官。
到了刑场，区武装叫犯人跪下，那刘、李、张，都乖乖跪下，姓王的却不跪。一个武警上前飞起一腿，踢在他的足弯上，王一个跄踉倒了下去。一声口哨，枪栓哗拉一声，再一声口哨瞄准，第三口哨，四只黑森的枪，同时“呯、呯、呯、呯”地射出一团绿茵茵的火，呼啸的子弹一触到人体，人犯即应声倒地。区公安武装不打回头枪，见人犯倒下转头就走，由我和团部另一位同志逐个检查被枪毙的人，是否已经毙命？刘、李、张全没有了恼袋，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只有那个姓王的足手还在动。我立即扣动手中“可尔特”，对着他胸口“叭，叭，趴”三响，他再也不动了。
警戒解除后，围观群众一涌而上，用铜钱醮血的醮血，用馒头沾血的沾血，有的人还用石头砸尸体，以示仇恨。乱哄哄的，煞是热闹。
待围覌群众散尽后，家属便备上香烛、纸钱、棺木前来收尸，有的哭，有的嚎，有的一边哭一边嚎，一边数落死者生前的功与过。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背上背个小娃娃，手里牵个半大子，头缠孝布，跪在地上给那个何姓的恶霸地主烧纸帛，一边长声鸣鸣哭说：“死人呀，谁叫你活着不听话，上前年张家交不出租子，我说算了，你却偏要去追，追得别人上了吊，欠下命债，这下成了恶霸地主，把老命都丢了。你倒走了，丢下我们娘娘母母，怎么活啊！鸣，鸣，呜……”
在土改团离开驷马乡前，不少翻身农民前来送行，依依不舍，难分难解。在人群中我看见了马师，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阴丹士林长杉，头戴一顶青绒瓜皮帽，不伦不类，满脸红光，腰间还别着支二十响手枪。他笑嘻嘻走上前，得意地向我说：“黄工作队，真感谢你们，这下我们穷光蛋翻身了，我分到了钟家大瓦房，还有三亩地。你看，还穿上了钟老大的衣服，合身不？”说到这里，猛然放开嗓门：“我现在是村农会武装队队长！狗日的哪个敢作乱，老子就毙了他！”
他说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我无言，心里在想：这就是农民翻了身，他们还会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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