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是一位颇具传奇性的人物，他促成了东欧的巨变和柏林墙的拆除，使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诸多国家的共产政权政权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叱吒风云的历史巨人。
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共产政权都是在血泊中“涌出”。共产政权所到之处都伴随着恐怖与血泪，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这股“祸水”的受害者。
1930年代，苏共独裁者斯大林为了巩固个人地位，维持苏共的统治，通过残酷的手段打击异己，以肃反的方式展开了大清洗。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甚至遭到屠杀。戈尔巴乔夫儿时就领教了共产政权的暴力；当时，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和外祖父两个家庭都深受其害，他的外公潘捷列伊，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判14年监禁，爷爷安德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2年。而在1933年的大饥荒中，他爷爷的5个孩子只活了他爸爸和一个叔叔。共产政权酿成的大饥荒和“大清洗”的罪恶，在戈尔巴乔夫幼小的心中烙下了强烈的印记。
据悉，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以后，在一次审查影片《忏悔》时，当他看到秘密警察敲一位无辜音乐家的门，要逮捕音乐家时，他“强忍住泪水”，回忆起外祖母给他讲述外祖父被捕那天晚上惊心动魄的一幕。特别是他纵观世界各国更加清楚的看到，共产政权的国家都是崇尚专制暴力、经济落后、民不聊生。戈尔巴乔夫经过漫长的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后，成为了具有左右苏联政局的决定性人物，便有步骤的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实行经济重建和开放性政策，对历史错误进行清算，下放中央权力，有意引导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开始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力。随着“开放性”的日益深入，苏共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罪行得到越来越多的揭露和曝光。
当戈尔巴乔夫促成东欧剧变和拆除柏林墙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脱离苏共专制政权。然而，共产政权的顽固势力极为仇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989年，时任副总统的亚纳耶夫发动“八一九事件”，软禁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危在旦夕。当敏感的民众从不正常的新闻媒体消息中，“解读”出时局的危机后，百姓们云集街头抗议共产政权保守派的倒行逆施，军队也纷纷表明正义的立场，时任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竟然勇敢的爬上了坦克，高呼反抗，声援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获救了，他成功的促成了东欧和前苏联民众的觉醒，抛弃了共产主义及其共产政权。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秉承戈尔巴乔夫的志愿，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戈尔巴乔夫完成了宿愿后，1991年12月25日，宣布辞去总统职位，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这个共产政权“老大哥”终于成为了历史，15个民主国家诞生，民众欢欣鼓舞。
早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就意识到整个苏共从上到下实际上已经是烂透了，几乎所有党员都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所谓的宣传都是谎话连篇，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随之而来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空洞化和政权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而与此同时，在长期的一党专政中，虽然所有的异见分子几乎都遭到打压，然而这种让人窒息的一元化的政治经济模式，让绝大多数受教育者，都反感排斥这种专政文化，因为它不尊重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人。
其实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赫鲁晓夫也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种种制度性妨碍越发“烦躁”不堪，政治改革迫在眉睫，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感觉到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要发出怒吼，正如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在1983年所说的：“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所以，“民主化”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
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正是有了开放和民主化的改革，“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同年，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杂志发表了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文章称：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他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
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中，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上建立多党制和议会政治；经济上承认私有制；军队建设上推行非党化、实行军队国家化，这四点缺一不可。其核心是要从通过切实有效的制度改革消除民众的恐惧感，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1989年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亲手解散了苏共。“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第一个促使宪政降临到俄罗斯大地上的人不是叶利钦而是被一小撮人视为“叛徒”的戈尔巴乔夫。正是一党专政的瓦解，给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适性原则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才促成了俄罗斯国民之间真诚的和解。
历史是由种种偶然性拼凑起来的结果，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戈先生如果当时不进行改革会怎么样？或许苏共的恐怖统治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不可能逃脱被赶下台的命运，日渐觉醒的国民不会永远匍匐在苏共的脚下，充当奴隶。“尊严高于面包”，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民主化浪潮就是一个证明，奇奥塞斯库也是一个例子。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充满着腐败、肮脏、暴力与谎言的政党，一个与所有苏联公民为敌的政党如果负隅顽抗的下场会是怎样。
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改革通过和平的方式，给了所有人机会，也给了俄共继续存在的理由。
自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清算后，1961年，为防止个人崇拜死灰复燃，赫鲁赫夫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此次，斯大林主义在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可谓臭名昭著。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宣布停止苏共和俄共的一切活动，解散其组织，没收其财产。执政70多年的共产党从俄罗斯政坛上销声匿迹。但一些人民代表认为叶利钦此举不符合宪法，1991年12月，36名俄罗斯人民代表诉诸宪法法院，指控叶利钦命令违宪。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1992年11月宪法法院作出裁决，认定停止苏共和俄共的活动是符合宪法的（第十三条第五款规定：禁止目的或行为旨在以暴力改变宪法制度基础、破坏俄罗斯联邦完整性、破坏国家安全的社会团体的建立和活动），但禁止基层党组织活动是违反宪法的，这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的恢复开了禁。
重建后的俄共首先放弃了传统共产主义理论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表示认同议会民主的道路。从此，俄共成为合法政党，获得新生，也就是说承认人的权利与自由为最高价值；摒弃一党专政，实行政治多样化、多党制；保障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权的俄罗斯宪政挽救了频临崩溃的俄共。
说是频临崩溃毫不夸张，因为在东欧发生过巨变的国家里，如匈牙利、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绝大多数国民都已经将1989年以前执政的共产党看成是法西斯式政党。政府一直力图通过法令禁止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年轻人一般不愿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分崩离析，社会地位也被挤压“边缘化”。相比之下，俄罗斯共产党人不但没有被清算，其组织还能够继续参与政治活动，这一切首先必须归功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临终前所释放的善意以及他主动归还权力的行为获得了俄罗斯民众的宽恕，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既是宪政的开始，也是求得宽恕的开始。
虽然时间过去了20年，但苏联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阴影，仍至今笼罩着不少国家。解读苏联的“昨天”，对于人类的“今天”就意义重大。
一，特殊的党政府现象。在苏联，“党和政府”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特定称谓，不仅在“党文化”的话语系统里被广泛应用，而且还上升到意识形态和治国统治的绝对高度。党和政府凌驾于人民、社会和法律之上，党又居于政府之上。政府是党的政府，属于党的，由党来领导。党在苏联的含义就是“领导”、“代表”的代名词。党也确把自己打扮成“上帝”、“救星”，赋予生杀予夺大权。比如，党可以杀人放火贪污腐败，可以屡犯错误无恶不作，但民众不能反对，否则就会被打成“反党分子”。类似地，还有诸如“党和国家”、“党和人民”之类。对此苏联人很习惯，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一切都是党的，连报纸电视也是属于党，没有一样属于苏联人民。
苏联的党政府由如下特色：党政府虽然宣称为人民服务，但从来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必须为党服务；党政府把马列主义当作指导思想，鼓吹人是猿猴进化来的，从而把苏联人民当作动物一样对待；党政府非常喜欢战天斗地，跟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决斗，“敌对势力”总是挂在嘴边；党政府总是摆出一副“革命”姿态，革命思维代替了一切，不革命的不赞同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因此就成了一项大罪名；党政府从来不知“选举”、“民选”、“专制”、“民主”为何物，自己大权独揽终身制；而且是几套班子几套衙门，唯恐没有官做；党政府永远英明伟大，几乎从来不犯法，杀了几千万人竟然才是小小的“失误”和“革命家的错误”；即使偶有犯罪，也要先党纪（党籍）、再政纪、后法纪；党员身份、职务就成了挡箭牌、保护伞；而人民无论遭受多大迫害屈辱，无论取得多少成绩，都要先感谢党、感谢政府……。所以，党政府只有党，没有人民。
二，三大嗜好和两大工厂。苏联的党政府有“三大嗜好”，以及为达成嗜好而设立的两大巨型工厂。第一大嗜好是揽权，对公共权力有难以抑制的追求。从看不见的另外空间有没有神到现实中人的思想，都得它说了算。第二大嗜好是贪财，对整个社会的财富有无限的贪欲。贪腐搜刮绝对天下无双。第三大嗜好是嗜血，崇尚红色，以喝人民血为生、为乐。镇压人民成了家常便饭。
为实现这些嗜好，党政府一手开立两座基因工厂：一座储存斗争基因，专门用于崇尚斗争暴力的，制造打人棍子；一座储存谎言基因，专门用于撒谎欺骗愚民，制造帽子陷害于人。
苏联的党政府统治了70年，但嗜好始终无限无度，无法满足已成变态追求，棍子打遍天下，帽子扣遍天下，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人幸免不受其害。
三，一党独大，党的家天下。中国古代明君讲究天下一家，爱民如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苏联的党政府却不同，党则把天下当作一党的天下，天下人成为被压榨剥削的奴隶。
党政府必然导致“家天下”。它有三个步骤：
（1）精心将整个国家编织成一只大网，完全封闭。与世隔绝；
（2）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控制所有资源、财富和全部权力，人民在一无所有之下，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完全听命于党政府，被动地但又不得不接受与服从；
（3）对全体人民进行随心所欲式统治，党权独占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任何人不得染指。
权力在苏联的党政府手里有三种功效：用于追求（夺权）、用于统治（主要是镇压人民，失去权力意味着统治的完结）、用于交易（如以权谋私、权力寻租、权钱色交易）。由于权力完全不在人民之手，只能任由迫害镇压；经济上是红色权贵经济，国富与民穷截然对立；整个社会财富一切资源皆集中于党政府。苏联人赖以生存的根基被党政府几乎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对土地的占有，名之为公有制。实为党有制也即官有制。以后，又通过没收、强征等方法，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限定，通过城市化等，变相使农民失去了土地，等于一无所有。思想上，马列主义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根除异端邪说；文化上，以党文化和红色文化严密掌控，百花凋谢而一枝独秀。军事上，豢养世界最大常备军，霸气横扫全球。
从上述方方面面，苏联党建立起对整个社会极端严格系统的控制体系，整个苏联就如同一个大监狱，人民像动物一样被肆无忌惮地管着。
正常的社会，党就是党，政府就是政府，这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超越于整个国家之上。苏联的党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将一党之私凌驾于全社会，并且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产生这种悖逆历史潮流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党多年的愚民宣传洗脑，混淆了党、政府、国家、社会和人民彼此之间的概念，苏联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很难做出头脑清醒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根源在于“党”的存在。这个“党”很特殊，它自己也标榜“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其特殊不仅在于其暴力，而且还有一套系统的邪恶理论，按照马克思在《共产政权宣言》所述，属于“共产主义幽灵”。
而苏联的解体，原因也在党的身上。苏联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内对外封锁得很厉害。真正明白外界的是少数人。所以当戈尔巴乔夫一旦解除对外界的封锁，人民就立即觉醒，冲破监狱封锁的力量就不可阻挡。解除封锁使苏联人看到未来与希望，唤醒了人的良知。
戈尔巴乔夫给人的启迪是：与人类文明倒行逆施的统治必然会被一个个的抛弃掉；顺应历史大势者必定将功赎罪或青史留名。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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