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官方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他有仨老婆，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害女孩子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共产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文革时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帮。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民间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二者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让人们重新翻开历史的瞬间，来审视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及其带来的警示，才恍然大悟：郭沫若，原来是一座中国无耻文人的“丰碑”！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除学术作品和资历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1949年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受到广泛的质疑。少年订婚，20岁时成亲，喝过交杯酒，掀起盖头一看，新娘相貌不尽人意。郭沫若大怒，掉头而走，东渡日本，狂追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家中寄来的钱，悉数交给富子，终于打动对方，生下孩子。而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品格。安娜为他与父母断绝关系，并生下五个子女，负担全家开支，但郭沫若屡屡嫖娼并染病，后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安娜回中国。1949年后安娜来中国，毛周给她政协委员身份和副部级待遇，郭沫若却至死避之不见。郭沫若在1926年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十分急切，终于在1927年被批准入党，不到半年后当看到中共在秋收起义等武装运动后举步维艰时，立刻自动脱党。1937年脱党十年的郭沫若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刻出发。他还主动请求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这时周恩来在上海，当年求着入党的郭沫若却避而不见。
胡适与郭沫若初识时，前者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后者则刚刚出版《女神》，胡适无疑名气更大，郭沫若听说胡适读了几遍《女神》后，竟得意忘形到亲吻胡适。后来，郭沫若名声渐大，终与胡适分道扬镳，1949年后更是批判胡适的头号打手，凉薄如斯。
青岛有个公园，1949年后易名鲁迅公园，题字的是当年曾与鲁迅交恶的郭沫若。这二位交恶由来已久，尤以1928年为甚，当时郭沫若化名杜荃，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攻击鲁迅，不过，他至死也未承认杜荃就是自己。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轰动一时。1923年秋，苏州的一位中学教师钱穆，历四、五载，共写成古史考辨文章160余篇，30多万字，取书名《先秦诸子系年》，后因此书，进入大学，当了教授。后来郭沫若抄袭此书取名《十批判书》，为学人不齿。1948年，郭沫若发表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干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与文学绝缘。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聪明过人，博闻强识，对老爹1949年后的文字和行为不以为然。他曾说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曾组建诗社并遭下放劳教。1968年4月，他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坠楼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双臂反绑，自杀或他杀成谜。曾有人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沫若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父亲的背影对他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处境危险。晚上郭沫若要参加周恩来宴会，夫人于立群恳求他请周恩来救助，郭沫若坐在周恩来身旁，最终却没开口，儿子被迫害致死，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他沉默，沉默，最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郭世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文革中先后自杀，分别是26岁和24岁。表面上默默承受的郭沫若，深夜将郭世英生前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
著名学者、中国名博卫金桂教授说，作为文革红小兵，当年听到郭沫若郭才子发明的“政治流氓文痞”几个字佩服坏了。以后接触有关郭沫若氏的资料，觉得“政治流氓文痞”最适合他自己。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学网上依然将郭沫若列为国学大师。与其说这是对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几部著作的肯定，不如说国学网是匍匐在郭沫若氏的头衔之下，也和郭沫若一样，“迷狂”了政治权力。坊间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单纯的流氓有文化，比起政治流氓有文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普通流氓，文化只可以作为工具和表现形式，但政治流氓的文化就可以拿来杀人。这套把戏郭沫若一直很熟悉。1955年他作为文化界的掌门人在对胡风集团的结论中说：“胡风伪装革命混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日益变本加厉。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罪大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严厉制裁。”他的扩大化栽赃，将一大批作家置于死地。卫金桂说，郭沫若能够在殊荣中入土，是个奇迹。他的人品文品，从来不被看好。如果说，创造社时期的争论仅仅限于笔墨官司，不牵涉掉脑袋坐监狱，则1949年以后他的脚跟不稳，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据。比如，所谓胡风集团里，聚集了相当多的著名作家，他们交换意见，给郭沫若的共同定义是“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罪恶的产儿”。
郭沫若氏不倒，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权力的“迷狂”，从而无条件跟风。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人格骨肉；友情正义……都可以出卖。比如，政治地位远高于他的康生奚落他的字：我用两根脚趾头夹着毛笔，就能写出郭沫若的字来，他竟然忍辱负重和康生结好；自己的两个儿子遭难于文革，他却于1976年5月12日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这首所谓词发表5个月后，“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他的另一首《水调歌头》闪亮登场，对前面的狗屁诗如得了健忘症一样：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多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勿庸讳言，郭沫若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仅仅如此认识，就辜负了众多知识份子的气节。在政治高压下，知识份子为了活命，为了饭碗，违心做事和表态，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如郭沫若这样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写一首诗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恶劣的人品和丑陋的政治操守，拍马和迫害已经成了他骨子里的无意识习惯。
中国著名文学家沙叶新在其“粪土当年郭沫若”回忆说：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了，
我的我要爆了！
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贲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藉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旦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人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
1949年后知识份子的很多举动，如当吹鼓手如洗脑专家，都是大可悲悯的。将他们以前的那些言论发掘出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比他们优越，而是藉此反省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时也藉此观察现在，这些使人变得愚蠢的洗脑言论是否已经绝迹。以多年对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的的关注，变化是有的。洗脑方式稍有改变，以前语文课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2002年小学的第一课是说上学了，到最后一句是“长大为人民立功劳”。“毛主席万岁”的不稽和洗脑功用，现在一般均可以看出来，但“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忽悠，恐怕就不一定能够立马感觉到问题。这就像不少人看不出“科教兴国”、“国富民强”这些口号里面的问题一样，因为洗脑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使得许多人已经没有常识，当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分辨不出那些是背离常识来忽悠老百姓利益的。
郭沫若是有才华的，他的才华不在他的诗歌写作，不在他的剧本写作，而在他尚有问题的史学研究中。相对共产党来说，国民党还是有雅量的，至少保持一定意义上的学术中立，所以1948年第一届院院士，已经左相毕露的郭沫若还能当选院士。1949年后郭沫若辉煌与屈辱，除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外，他的“与时俱进”使他成了共产知识份子的“楷模”。任何需要表态的时候，他必然出来率先垂范，明知是火坑也要表演着让学生往其中跳，帮着坑害青年人而让其成为官方“接班人”，成了郭沫若1949年后的主要工作。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949年9月，郭沫若写了《四川人，起来》：“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
1949年，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春。而且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而且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
“主席的智慧正在转坤旋干，高峡出平湖，为时已不太远。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欢，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饱满。”——郭沫若《毛主席在江峡轮上》1958年5月6日（《诗刊》1958年第6期）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摘自《郭沫若文选》第12卷。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即席向江青献诗。……
郭沫若在关于“又红又专”之讨论时，写给青年同学的一封信，以导师面目来洗脑，可达事半功倍之效。节录郭沫若《讨论红专》如下：
“我倒替同学们耽心。那就是时代太好了，可能反而发生些不好的作用。你们没有受过艰苦环境的锻练。一不注意，你们可能成为温室的花草，经不起风霜。这是值得警惕的。养成重视劳动并从事劳动的习惯十分必要。近年来有些青年朋友，急于想成为专家，只抱著书本子啃，连科学实验也不肯做，那是大错而特错！那种大少爷作风当然红不起来，也绝对专不起来。自己不动手做实验的科学家，以往不曾有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有的同学问我：红到底以什么为标志，是不是以党员为标志？我的看法是应该以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忠于祖国、忠于党为标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地在党的领导下献出自己的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可以算作红的标志。
成为党员是最光荣的事，我希望每一个青年同学都鼓足干劲，使自己有资格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但如果不能成为党员也不要灰心，我们总要永远以普通劳动者自处，有一份能量，放一分光热。”
读着郭沫若在1949年后写下的诗文，人们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视，而是内心的沉重。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毛泽东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反思这段历史，是为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份子，尤其在1949年后，郭沫若被专制党权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这是郭沫若悲剧人生带给人们的最大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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