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11月23日讯】在北京的中国著名作家戴晴来信说，她读了我的文章《“鼹鼠”斯维拉娜与理想倾向——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之叫好，并转发给大批朋友。戴晴赞同我对斯维拉娜的高度评价，但她有一点不明白，问：“对照莫言作品，与此原理，不说南辕北辙，也真不可以道里计。到底怎么回事？”
2009年，戴晴和茉莉在法兰克福书展相聚（网络图片）
颁奖机构沉默原因有迹可寻
戴晴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瑞典文学院既颁奖给中共官员莫言，也颁奖给以写作揭露反抗苏共的斯维拉娜？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只有“理想倾向”一个，怎么会出现这种几近南辕北辙的现象？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由颁奖机构来回答的，但瑞典文学院早有规定：“所有的评议和表决纪录都予以保密，有效期50年。对于颁奖结果所引起的争议，各颁奖机构及其成员都不予置评。”
颁奖机构要保持沉默，不等于我们就没有途径或者证据去寻找真实原因。我在青年时代就是戴晴的粉丝，因此绝不敢马虎回应她提出的问题。旅居瑞典二十余年，我长期跟踪诺贝尔文学奖，相信自己可以根据各方面的事实，理性地推断原因，给戴晴和其他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
解答这个疑团，将涉及瑞典和俄国、中国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涉及瑞典文学院有意无意间染上的“中国式病毒”，也涉及院士们的高龄和知识结构。同时，在莫言得奖之后，中国本土读者的诧异与批评，海外异议作家的抗议活动，也对瑞典文学院产生了的影响。
地缘政治：瑞典对俄国的恐惧
在斯德哥尔摩海滨看历史遗迹，我们会发现，古大炮的炮口大都是对准俄国方向的。著名古堡里还陈列从俄国人手中缴获的武器。从16世纪起，为了夺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俄和瑞典曾不断开战。即使到了今天，瑞俄两国还不断互派军事间谍。去年，瑞典军方发现有俄国潜艇潜入斯德哥尔摩海域。
列宁的苏共政府在十月革命后，没收了诺贝尔家族全部在俄资产。二战后，西方国家与俄国几十年的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也使得瑞典与苏俄的关系长期紧张。近年来俄国兼并克里米亚、染指乌克兰冲突，更使瑞典人对隔海的邻居倍感恐惧，他们因此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放弃中立不结盟政策去加入北约。
历史上两国的战争与长期的敌对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方式，促进了瑞俄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为了了解自己的敌人，保家卫国，不少瑞典精英精通俄语，成为“知俄派”。
斯维拉娜获奖后，瑞典人一片异乎寻常的热烈欢呼声，那么多瑞典报刊发表赞美性评论，令我吃惊不小。一般外国作家获诺奖，有时只有专业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发表几篇介绍文章。
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瑞典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本国老敌人的警惕。上个世纪以来在苏俄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瑞典人往往是有所知，却知之不详。斯维拉娜的作品令他们大为惊喜：终于有人那么细致地挖掘出有关二战、阿富汗战争、核爆炸与苏联解体的真相。斯维拉娜宣称拒绝斯大林、贝利亚和普京的世界，也令瑞典人深为钦佩。
由此我开始懂了，为何瑞典文学院对苏俄政权从来就不假辞色。一百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有五次颁给了苏俄的异议或流亡作家，如蒲宁（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索尔仁尼琴（1974年）、布罗茨基（1987年）、斯维拉娜（2015年）。
至于苏俄唯一获奖的官方作家肖洛霍夫，据说主要因为法国作家萨特对瑞典文学院的影响。1964年，萨特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对该奖未授予肖洛霍夫表示遗憾。第二年，肖洛霍夫获奖。虽然这位苏共官员和莫言一样是专制的奴才，但他的不朽巨著《静静的顿河》，却是莫言无法望其项背的。
索尔仁尼琴曾写道：“每逢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首先把它作为政治事件看待。”其实不但苏俄把异议作家获诺奖当作政治事件，瑞典人也是以这个奖项，去鼓励更多的苏俄作家反抗共产党专制暴政。
白俄罗斯作家斯维拉娜（网络图片）
中国：对瑞典“无害”的专制
颁奖给上述苏俄异议作家，毫无疑问是符合诺贝尔遗嘱的精神的。诺贝尔对文学奖的“理想倾向”之标准，就是要以人文主义战胜野蛮主义。就如布罗茨基所说：“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
但是，对于同样野蛮专制的中国，瑞典文学院却不认为他们也应该这么做。
笔者记忆犹新，在2000年颁奖给高行健时，瑞典文学院发布了一个奇怪而又文理不通的新闻公报，说：“高行健的写作脱离任何一种屈从，哪怕是屈从于善意。他的剧作《逃亡》不但刺痛了那些当权者，也同等程度地刺痛了民主运动。”
纵观高行健的作品，几乎都散发出一种犬儒式的人生态度——对他人苦难冷漠的游戏态度。然而，这位中国犬儒“刺痛了民主运动”，如此缺乏良知的态度，居然会大受瑞典文学院的欣赏，想必某些院士也与高行健一样，把诺贝尔奖当作文学游乐场了。
长期在瑞典生活，笔者发现，小国瑞典的人对巨大中国的古老文明有一种向往之情。由于地理位置遥远，语言隔阂，瑞典人对于陌生而又神秘的中国历史知之甚少。被认为经济盛世的当今中国，已经成了很多瑞典企业与个人的淘金胜地。
在某些瑞典人眼里，中共的专制并不像苏共那么可怕，因为中共只欺压迫害自己的人民，对瑞典和世界没有威胁，这似乎是一种对世界“无害”的专制。因此，瑞典文学院对中国的浩劫与中共的邪恶蒙上眼睛，视而不见。他们不惜违背诺贝尔的遗嘱，把此奖颁发给专制政权精致圆滑的奴仆——中共文化官员莫言。
“中国式病毒”已在西方扩散
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瑞典人不太了解中共在镇压平民的同时，实行精神剿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不了解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这些还有情可原。但1989年的六四屠杀举世皆知，瑞典电视台年年在纪念日播放长安街的血腥画面。马悦然先生曾在瑞典的广场和媒体上纪念六四，抗议中共屠杀人民的罪行。
但一旦莫言获奖，厥功至伟的马悦然先生便忘了他“与中国绝交”的声明，更不提什么“六四”了。他急急忙忙与年轻的台湾籍太太一道，手提收款机，前去中国接受获奖者国度的感谢，推销他的两本翻译著作去了。在这些前去中国的院士们眼里，莫言的《丰乳肥臀》令人着迷，中国的人民币更为可爱。
由于诺贝尔奖是一个具有崇高精神性的奖项，诺贝尔基金会曾经宣布，不允许瑞典民主党的党魁参加诺贝尔晚宴，因为这个极右政党的反移民倾向不符合诺贝尔精神。然而，他们却让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诺贝尔晚宴。
不把中共专制视为专制，不认为中共政权是人类的威胁，这并不只是瑞典文学院的盲点。曾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介绍他的新书《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祕密战略》时谈到：美国四十年来一直低估中国的野心，对中国有不切实际且一厢情愿的幻想，误认为中国迟早会“民主化”，会融入既有的国际社会秩序。但等到中国壮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向西方民主秩序挑战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院士高龄化与中国异议者的抗议
2012年莫言获奖，笔者曾在《那晚，我去瑞典文学院搅局》一文中，谈到文学院陈旧僵化的“院士终身制”。我认为，由于人类寿命大大延长，就出现今天这种令人悲哀的现象：一些早该在家颐养天年的老爷爷，却仍然担任世界文学的终审判官。
瑞典人一般在六十五岁时退休，文学院院士却在九十几岁还继续担任要职。这个评审文学作品的工作，需要大量的阅读、研究和讨论，更需要有清醒敏锐的头脑和评判能力。如果这些老院士不是超人的话，怎么还能在如此高龄胜任这一繁重的工作呢？
据说，莫言获奖是由瑞典文学院院士全体一致通过。笔者为此不胜感叹：一群不懂中文的评委，对中国文学两眼一摸黑，加上一个虽懂中文但自认缺乏文学理论修养的高龄院士，还有可能不是“糊涂官判糊涂案”吗？
斯维拉娜很幸运。这不仅由于很多瑞典人了解俄国政治、理解俄国文学，还由于文学院在近几年吸收了一些“新血”。几位新院士都是具有阅读和思考能力的中年学者，例如，56岁的托马斯·里亚德（Tomas Riad），53岁的萨拉·丹尼斯（Sara Danius）。萨拉·丹尼斯被选为文学院院士才两年，就担任常务秘书，备受瞩目，可见该机构已经意识到院士高龄化的弊病。
如果让笔者大胆地猜测，在莫言获奖后，大批中国自由作家与民主人士发出的批评与抗议之声，震动了瑞典文学院，使院士们不得不有所反省。就在莫言到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演说的那晚，笔者曾在文学院门前，向听众散发题为《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的批评文章（中英文），让与会的院士和各国来宾人手一份。
更惊世骇俗的是，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诗人贝岭和画家孟煌，于12月10日，在举行颁奖仪式的斯德哥尔摩蓝色音乐厅前“裸奔”。其中旅居德国的画家孟煌连续裸奔了三年，据说还会继续下去。他们在《裸奔宣言》里愤怒地宣称：
“我们以赤裸的方式，来这里奔跑，因为这里是言论审查的坚定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官方作家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地方。”
从此每年颁奖日，瑞典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赤身裸体的中国人在雪地上奔跑，被警察抓捕。这对瑞典文学院来说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情。身为瑞典公民的笔者深知，在民主的瑞典，异议者的呼声总是会被人听到，批评的意见说了就不会白说。
莫言获奖三年过去了，中国民间人士广泛的抗议与嘲讽，加上热血的裸奔者每年如期前来，使一些良知未泯的文学院院士，在灵魂深处多少有一点触动。这样，早就因为瑞典笔会一再提名，而进入文学院视野的白俄罗斯异议作家斯维拉娜，就成为瑞典文学院获奖名单中的一道绚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