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58年6月份，我们系师生在批判心理学是伪科学、“研究一般人的心理是没有阶级性的表现”之后，走出校门，开展“百日文化革命运动”。到吉林省九台县一些公社，边参加劳动，边进行文化宣传活动，边办农民夜校，农村公社大学，编创和演出文艺节目，办公社公共食堂。
1958年9月、10月又停课，全校大炼钢铁。折腾了两个月。在虚夸风影响下，学校一反常态，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扫除自卑感，鼓起英雄胆”，号召全校人员大协作，苦战三个月，文章三百，成品三千，向1959年元旦献礼，甚至提出，“在三年内，把学校建设成共产主义大学”。体育，文艺都要“放卫星”。作为系和班级的学生，我必须得参与其中，违心地表现“自己的热情”。但是，由于我从根本上厌烦了“政治运动”，从思想深处反对停课，破坏“教学计划”的完成，许多消极，抵制的态度已快要“浮出水面”。
在一些辩论会上，我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子力量和勇气，提出“不上课还是大学吗”？好在有“高人”提醒我：不要反对勤工俭学，把参加劳动“合理地”列入教学计划：把走出校门为广大群众办学列入“教育实习”计划内。有人认为“农民就是教育学”，“农村才有‘心理学’”，“红楼是学不了‘心理学’的”！？“高人”的指点使辩论“平分秋色”。虽然在后面的日子里我时刻都会遭到批判，甚至再戴上什么“帽子”。我的“保护神”盛仁俊常常“提醒”，“敲打”，“袒护”总能逃过劫难。
我后面确实有“高人”指点。这位高人就是现年87岁的王教授。他1953年至今一直在这所大学从事教育学科教学和研究。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到终身性荣誉教授。他是博士生导师，获1996年香港柏宁顿孺子牛教师奖，1997年曾宪梓教育基金教师奖，与加拿大，美国，日本和香港经常进行学术交流、讲学、合作研究，联合培养博士生，被称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光明日报》2002年9月9日）。那年月，王老师审时度势，并有一股子韧劲，常常不动声色，受到批判时不亢不卑。他说，他喜欢我这个学生。我研究生学的也是心理学（基础心理学），他是教育学教授。我特意选了第二专业：教育心理学，虽然我的导师不是他，但我有更多的机会向他讨教，并要他为我开“书单”。他一开就是十多本，定时读完。那时，一下子让我想起那荒谬的大辩论年代，王教授慎重地对我说：你有聪明的头脑，机智又大胆，这只是“思想的火花”，一闪而过，这不行。你最大的缺点也是在辩论（推而广之在研究学问中）中突显孱弱的，就是不能深入，不能展开！“你知道吗？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读书’，‘书读少了’”，从此之后，王老师的话成了鞭策我的动力，我拼命地读书，到图书馆一借就是二、三十册。他可说是我大学的恩师了！
我原本是个嗜书忘食的人，经过七年的大学生活，政治运动啃掉了大学的特质，空头政治使知识贬值，“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使大学职能错位。这哪里是我向往的大学！？“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谁又荒废得起呢？个人耗掉了时光，毁去了意志，国家呢？岂不是多少代人都挣不回这损失吗？
责任编辑:李云飞 来源:看中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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