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能有骨气。那些令人敬慕的文化大师们，已经远去。那时的他们，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文人独特的风骨。文人风骨的确应该珍存，绝不能有半点丢失。
蔡元培。（网络图片）
1.蔡元培：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2.马一浮：“我在，但我不见你！”
孙传芳自认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会见。家人鉴于孙传芳的权势，觉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圆场说：“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3.潘光旦：主席的儿子也别想走后门进清华
潘光旦1935年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学组织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
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想让他的两个儿子来清华旁听。因他的要求有违清华校规，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绝，信中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吧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4.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5.乔大壮：“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总参谋在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问政务，只做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