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一、宋林松小传
宋林松，男，1936年8月15日生，1954年毕业于苏南（省立）苏州中学。1954到195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学号5402125。家庭出身乃引车卖浆者流，父母不识字，他们先租种田亩后进城打工。由于功课原因，本人入大学前一路享有高额奖学金，进了北大则连吃饭也不要钱。“解放”伊始就抬举我当起了学生会主席等“学生高官”。因此，我曾长期自诩为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至于“爱国主义”更不会比肉食者们淡薄。1958年1月底，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先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以后，江被远谪西北边陲去了兰州，北大则在一月份“反右补课”的基础上进行了再补课，于是我这个学生团总支书记成了补划人群中最后一个（至少在物54级是如此）右派份子。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书，同年夏按期毕业时被分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60年秋摘帽。“文革”期1968年春“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再次在劫难逃了，谁知阎王老儿竟一脚把我踢回了人世间，实乃侥幸。在物理所耽了二十余年后奉母命调回了故土，后退休于苏州大学。到2008年，我又多活了40年、痴长了40岁。
二、李泰伦小传
李泰伦，1936年我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55年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同年八月被分配到京西石景山北京九中工作。当年我怀着对党的无限爱戴与忠实，兢兢业业，诚诚恳恳，全心全意投身教学工作，一心一意要为祖国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学校组织的市级观摩教学“红领巾”一课中得到各级领导及听课老师的好评，也深受学生的爱戴和欢迎。真是如日中天，却不知祸之将至矣！
1957年整风运动席卷神州，地处京西石景山小镇模(磨)石口的北京九中也大字报满校飞，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热气腾腾。我也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诱惑下在小组会上积极发言。我说：“城市有设计院，政治上为什么不能搞个设计院呢”，“储安平说党天下说得对”，“傅作义上天安门是做给台湾看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手腕”“为什么说苏联科学发达就政治民主，美国科学发达就政治不民主”，“我父亲是起义将领在成都战役中立了功，后来又说他是反革命给镇压了，共产党太不讲信用，骗人！”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我一发完言就遭到批判，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纸横幅“声讨右派分子李太(泰)伦”挂在小礼堂。我眼前一黑，心中叹了口气：完了，完了，上当了！
无尽无休地批呀，斗呀；日以继夜地反省呀，交代呀，弄得我晕头转向，迷迷糊糊，怎么越坦白，问题就越多，所有的真心话一下子都成了“坚持右派立场""顽固不化”“继续向党恶毒进攻”的把柄了呢？！有谁比谎言更恶毒？真善美，假丑恶，一时面目全非！
1958年2月8日我被定为二类右派，送农村人民公社监督劳动。其间，说我抗拒劳动，在社员中继续宣传散布右派言论。其实不然，是社员说：“你小小年纪怎么也是右派？嘴上无毛说话不牢，以后别瞎说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顶什么嘴嘛？！”这居然也是我坚持右派反动言论的证据，这人间还有没有是非曲直啊？！
1960年8月20日我被升级送劳动教养。这一关就在劳改队关了十九年直至1979年2月获得“改正”。
我被送到了北苑化工厂。一进门就搜身，然后检查行李，晚上挤在如沙丁鱼罐头般的大炕上，连翻个身也要喊“报告”．一周后把我又送到了良乡新都暖气机械厂当建筑小工．这年冬天我煤气中毒险些送了命。我拼命地干活，推小车上三层马道、和水泥、搬砖、搭脚手架……晚上睡觉浑身骨头像散了架，无法入睡。我相信政府说的劳教不定期，什么时候表现好了什么时候回原单位工作。为了争取早日解除教养，摆脱囹圄桎梏重获自由，所以我玩儿命地干活从不计较。“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斐的诗是我当年唯一的精神支柱．
1961年11月右派集中，我到了北京市南苑团河农场二大队并宣布劳教定期三年，以前两年算白搭。1964年5月24日到期，按法律程序应解除教养，但我们并没有得到解除，而是继续劳动教养。政府说话不算话，引起大伙的极大不满，为了压制群情，开始抓“反改造分子”。当时因为我和积极分子何修俭在队部门口打架，说我有意制造混乱，抓起来把我关禁闭60天，点名要我揭发高作纯，杨路，缪光千等人。我没有理他们，在禁闭室天天高唱革命歌曲，喊毛主席万岁，哪怕每天只给我吃四两粮食我也满不在乎。我对看守我的武队长说：“我是猫呀？给这点囚粮！上面把我交给你们，是让你们看着我，我要是被你们饿死了，你们没法向你们的上级交待哦”。我坚持下来了，没有出卖任何人。我被放出来时骨瘦如柴，走路偏偏倒倒，几个右派用小推车把我推回队里。回队后我成天躺在大炕上拒绝出工，武队长在出工的队前冲着大伙儿说：“嚯，这一关还关出理来了！”
残酷的事还在后边呢！
1966年11月19日的“斗鬼大会”才真算是劳改队的“史无前例”哟！王玉琦，郭永德，史镇华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连小王继俊也吓得当场尿了裤子。这一夜表现最积极的要算是刘佛生了。其他还有什么杨学章啦，董立啦，范宝新啦等等，个个都是超级刽子手。
林彪1号战备疏散令下达后，1968年11月8日我们从北京茶淀清河农场遣返回乡，我和杨路，宣文峋，周述蓉(女，公安部机要员)被遣返回四川省，在成都看守所关押18天后，除杨路外，我和宣文峋，周述蓉三人被送四川省芦山县苗溪茶场(劳改支队)，我和宣文峋既没有摘帽也没有解教而是继续接受改造，这一呆就是九年．77年解教回成都在建筑工程队做临时工，七九年返京落实政策回九中任教，调朝阳区后在劲松五中当副校长至，劲松一中退休．
五十一年过去了，我已是72岁高龄，青春没有了，但我仍旧要呐喊：“还我人生金色岁月”。
三、杨春谱小传
杨春谱：男，四川省南充人，大约生于1936年，1955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59级读书。春谱君性格比较开朗活泼，热心公务，乐于助人，读书期间被选为生物系伙食委员，负责搜集对伙食的意见并与伙食团联系。1957年6月初，西南师范学院停课大鸣长大放期间，他办油印小报《剌》（16开小报仅出版一期），刊载了一些学生对伙食的意见和建议，本与“反党”无关，但因刊头上画有一杆矛，被认定为该矛是剌向第一伙食团团长李某的，而李某是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员就是反对共产党”！于是杨春谱被划为右派分子。其实那杆矛不是杨春谱画的，而是同班同学吴毓民所画，杨春谱为了不连累别人，没有把吴毓民供出，代人受过当了右派分子。按当时规定右派学生政治课不及格，他补考仍不及格，因此被留级到60级读书。后来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处分右派学生时，他因情节轻微，又出生贫农，从轻发落划为第四类，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免于处分。
1960年他终于读完了历时五年的大学，分配到阆中县一个边远的农村中学教书。其时正是大跃进惨败后的大饥荒时期，食物匮乏不能果腹，除上课外还有繁重的劳动改造任务，因此饥饿浮肿几成饿殍；又加居住条件很差，阴暗潮湿，落下左腿脉管炎，必须借助拐杖方能行走。就这样艰难地生活近20年才得到右派“改正”，以后被调到阆中中学教书，1996年退休。退休后一直在家养病，2008年1月31日逝世。
四、林宪君小传
林宪君，1935年生于山东牟平抗日根据地，在林家口子小学加入儿童团，唱着《毛泽东颂歌》为八路军送信、站岗、放哨、盘查汉奸。从小就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成年后，参加了革命，1957年，在四川省团校任教。鸣放期间，恰逢请假回山东老家探亲，错过了“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向领导提意见的机会。返校不久，办公桌的抽屉被偷撬，几天后日记被收缴，右派帽子也被戴牢。在我的日记中找不到一句要推翻共产党的话，对强加的罪名拒不认错，一切申辩都是徒劳，只有接受反右五人小组的决定，戴上极右派的帽子去劳动教养。
1958年3月，我到了一个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峨边沙坪农场。在那挨整挨饿的“三年大饥荒”岁月里，曾目睹数千名右派活活饿死，参与掩埋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冬，我已周身浮肿，极度衰弱，连爬带滚走了70里山路由大堡到沙坪农场森工局礼堂集中。年底沙坪农场将我们177名行将就木的老右移交给了乐山沙湾中川劳教铁厂。我的口粮由每月12斤增加到了31斤，这才留下一条活命。同来铁厂的难友朱国干说，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此话一点也不夸张。
几十年来，一直不知为何灾难降临头上。2007年8月回到成都探望病重的母亲，偶尔遇到团省委的车忠文。闲谈中方知我被划为右派的真实过程。原来，反右派尚未开始，团省委就物色好了右派人选，即使在鸣放中一言不发，也照样逃脱不了这场劫难。车忠文是反右派进入尾声才被揪出来，团省委书记王毓培幸灾乐祸地挖苦他：“你车忠文再狡猾也逃不出我的手板心！林宪君自以为回老家探亲就能躲得脱，其实我们早就把右派帽子给他留在哪里，等他一回来就给他戴上了。”难怪我返校时，已划了七个右派，就差我凑足八个指标哩！既然早已上了右派黑名单，有无右派言论已不重要，“罪名”随时都可以编造。这段荒唐的经历，足以证明毛泽东搞“整风”是假，抓右派才是真。其策略是以“帮助党整风”为诱饵，哄骗“鱼儿”上钩，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从“整风运动”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那些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帮助党整风的知识分子，还真的以为要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呢！他们哪里想得到，整风反右原是一回事，都是毛泽东预谋、策划已久的圈套。
死里逃生的惨痛经历，迫使我重新去认识毛泽东。正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设下的各种圈套，（包括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于死地）彻底摧毁了我对他的信任，我无法再相信他了。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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