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从不讳言自己是在苏俄的扶植下建立的，如1922年的中共“二大”发表的宣言中就称“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换言之，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为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
中共听命于苏俄
不仅如此，中共从成立之初，就在经济上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听命于苏俄。中共“一大”召开以后，中共首任书记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16665元，自行募款1千元。”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业已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1928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元。1928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60万元以上。
由于中共和苏俄的这种特殊依附关系，中共最初的几任总书记或相当于总书记地位的，除了陈独秀和向忠发外，都是曾在莫斯科读过书、为苏联人所信任的，如王明、瞿秋白、博古、张闻天，而土生土长的毛泽东是在中共北上逃跑到延安时，通过延安整风才最终攫取最高权力的。不过，在中共党内，还有一人为苏俄所器重，并将其训练成了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办人，此人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法国时与共产国际关系
周恩来与苏俄的关系还要从其留学法国说起。1917年至1919年在日本求学期间，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1920年11月，周恩来受人资助前往法国留学。
根据当年为反共而组建“中国青年党”的李璜的回忆录，1920年夏天，陈延年与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徐特立、陈毅、向警予、蔡畅、聂荣臻等留法学生先后为其成员。不久，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通过巴黎的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过光明社的活动，发现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他还发现周恩来亦几次参加活动。
因为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直接与第三国际代表直接沟通，所以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而该团还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怎样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
为了检验“培训”成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采取了以下几次行动：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等。每次行动中，都少不了周恩来的身影。而这乃是中共走向暴力革命、暴力镇压的肇使。
让李璜印象深刻的是，1923年中华民国政府国庆节，一些爱国人士在巴黎Zataria饭店的大客厅召开了国庆纪念会，到会者共计六百多人。不料半夜，周恩来率领十余名共党份子闯入饭店，高举红旗，并大唱国际歌，意图捣乱。后见众人怒目而视，乃绕场一周后，呼啸而去。按照中共的法律，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份子的行径该当何罪？按照彼时法国的法律，这样的行为该当何罪？从周恩来的这一举动不仅可以看出中共天生所具有的暴力倾向，而且可以判断周爱中共更甚于爱中国，周听从苏联的命令更甚于爱中国。
不过大闹里昂宿舍，却最终导致包括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等约30名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在内的105名中国留学生，在1921年10月底被遣返回国。而在巴黎坐镇的周恩来则逃过这一劫。
周恩来等人的暴力行为引起了另外一些在法国的留学生如曾琦、李璜等的警觉，为了不让“斯大林赤化中国诡计更易成功”，遂成立了专门反共的“中国青年党”，并通过刊发的《救国》杂志，揭发俄共指挥中共的阴谋事实，指出每个中共党员每月领取俄共津贴七百卢布为生活费，因此称共党为“卢布党”。针对青年党人，周恩来与旅欧的中共党人，一改往日虽在理论上辩争但在行动上还在合作的态度，开始捣乱所有联合的会议，并造成了两次流血冲突。
周恩来回国后与共产国际关系
1924年，时年26岁的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国民党内部毫无功绩的周恩来缘何一回国就被任命如此重要职务？
原来，回国时的周恩来身上揣着一封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季米特诺夫的推荐信，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也正是这封推荐信，让周恩来爬上了高位。而这个季米特诺夫曾是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作为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的周恩来，在法国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大概也可以推出来。有文章指出，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共产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人回来，周恩来带的推荐信，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产党员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即共产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而斯大林之所以有意分开，是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烦。而受过苏俄培训并受其赏识的周恩来，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彼时的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
香港《开放》杂志亦曾刊文披露，有人认真研究过周恩来的早期履历后认为，周恩来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从周在法国以及回国后即被任命重要职务看，这样的结论是极有可能的。
周恩来遵从共产国际指示
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共”，中共遂开始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遵从共产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等策动了南昌暴动。不久，毛也发动了秋收暴动，二者都失败后，毛选择去偏远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则继续遵循共产国际指示去攻打广州，但再遭重创，余部由朱德率领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
而周则继续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暴动等。因为按照苏俄的看法，革命要成功，必须发动城市暴动。从周恩来屡战屡败但仍坚持共产国际的做法看，也可以看出其与苏俄的关系。其后，因斯大林对毛占山为王的做法很不满意，指责其是“富农路线”，1929年，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毛的兵权，撤消其职务并逐出政治局。对此，周曾亲口在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上承认。
遵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结果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逃跑。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而蹊跷的是，周恩来却没有一次承担罪责，即便在遵义会议上，周通过支持毛仍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而王明、博古则成为了替罪羊。而从此之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在政治、组织人事和军事上的控制，也渐渐趋弱，毛开始崛起。
毛率领残余部队逃到陕北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一方面确立自己的权威，一方面清除苏共的影响，周恩来也似乎包括在内。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很快失势，但周凭借自己的旅欧班底等以及见风使舵的本事，虽进行了检查，但实力仍然保存。而周在中共建政后与毛的博弈也牵涉到不少层面，在此并不赘述。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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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前往苏联受到斯大林冷遇后，毛拍电报让周恩来马上赶往苏联，而其到达莫斯科后，中苏很快达成协议。1950年1月22日至2月14日，周恩来亲手签订了66项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和补充协定，全面接受了苏联的不合理要求。周恩来是如何斡旋的，其特殊的背景是否有所帮助，还有待史料的考证。
不过，2013年11月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的《徐景贤最后回忆》一书中披露，毛泽东曾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个女人说过，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恐怕不会是无中生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