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6年02月05日讯】当今世界已有“地球村”之称，因为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以及频繁的商业往来与文化交流，和民众从本国赴他国留学，游览，甚至移民等等跨国社会活动都加强了不同国家的联系；而计算机产业带来的通讯工具电子化网络化更方便了人们的远距离信息交流与情谊的增进或保持。这就有助于人们观念的更新，而且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风等多方面的状况。宏观地说，各国之间既存在互利互助，也存在竞争与巧取豪夺。在国际政治尚未达到人类理想的天下大同境界时，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不尽一致的现实状况还将持续很久。
经济活动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基本活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不同国家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要争取优势。实践证明劳力密集型的廉价人力和加倍辛劳远不如创造性地运用知识来发明新的管理方法与科学技术手段。民主制度有利于思想活跃；所以，对于如何创造性地提高经济效益之广泛研究与将理论成果付诸实践，开展得最活跃兴旺的是在自由民主国家而不是专制国家，其中较突出的是西欧，北欧，美国，与日本。1990年代初瑞典的卡尔。艾力克。斯佩比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创用了“当今知识集约企业”这个术语。美国哈佛大学下属的商业学院及其英语出版物《哈佛商业评论》是较著名的，该杂志登载过不少关于创造性地运用知识来改善企业管理的文章。1991年日本的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二人在《哈佛商业评论》上联名发表了独创性的论文《知识创造企业》。同一时期美国学者托马斯。斯图亚特在《幸运》杂志上发表了《知识资本》这篇论文。这些学者虽素不相识，却几乎同时有目共睹地得出了相近的结论。从那时起，对于如何创造性地运用知识来改善企业性质与行动的研究受到重视而逐渐增多。在美国的研究环绕着“知识管理技术”这一总课题，并提出了“信息技术”，引起了企业组织与市场导向的巨大变化，反映了美国勇于革新的社会思潮。由于发生于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变革导致的破坏作用大于好处，尤其是前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国际范围的危害，使得西欧与北欧国家汲取了历史教训而对美国率先展开的变革持慎重态度，但这些国家仍然关心能够保障企业持续繁荣的知识资本这一价值形态，注意到知识共有的重要性。日本文化历来重视和谐和形式美，因此，野中郁次郎借用了物理学的术语“场”，他认为知识同时具有物的空间与形而上的空间。在这样的“场”中人们心平气和地表露自己的无知，并尝试不完备的想法，以共同成功为目标而努力协作。不同文化的交流必然导致新观念的产生。目前，民主国家的政府与企业都已认识到为民众或顾客服务，以及利用知识不断创造价值，是治国与经营企业的重要方面。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十年大乱的“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及专制特权政体所导致的官场腐败与民风败坏，造成了当今中国大陆假货与有害商品的泛滥。这种状况是极不利于持续发展的。中国大陆设有规模庞大的科学院与社会科学院，以及政府直属的众多其他研究机构，当局并非不了解国外的成功经验；但政治体制决定的私利当头损人利己，和毛泽东遗毒的用来为特权党天下制造借口的“外行领导内行”，为不良政治需要不顾民众长远利益的荒谬政策之强制实施，使得许多好的办法在中国大陆是知而不能行，或者被偷梁换柱蜕变了本质。例如，1950年代日本学习了美国专家倡导的全面质量管理而提高了产品竞争力后在1960年代迅即成为世界第三为工业强国。中国大陆有鉴于此，也将全面质量管理普及到基层工厂。然而，毛泽东权力集团在1966年发动的“文革”使包括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知识份子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积极性被严重挫伤。全国各地山头林立的派别与武斗导致生产停顿，幸亏有百年租界史与国民政府打下的基础使得上海的工人阶级纪律性较强而未停产。那时上海一地居然占了全大陆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文革”的破坏与民生的贫困使得民众觉得自己只是统治者的奴隶而不是如宣传所说的“主人翁”。因此，各级工业主管部门与科研机构召开的年度质量管理会议成了与会技术人员公费旅游，与科研人员发论文积累晋升资历的机会，而不管有无实效，会议只是师出有名地摆个样子走个过场。所以，中国大陆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才谈得到知识价值在其他方面的充分体现来保障经济持续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