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湾乡愁（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3月08日讯】我是大陆人，生平只去过台湾两次，每次停留的时间都没超过一星期。第一次是2004年初去做《静水流深》的新书发表，第二次是2014年底，去参加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的影院发布会。
两次走马观花的台湾体验，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印象和回忆。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附有许多图片的文章《遇见属于你心中的台湾》，我不知是被哪句话、哪张图片触动了，莫名其妙就开始流泪；当我试图去理解自己为何被触动、为何会流泪时，我惊讶的发现：这竟然是一种乡愁。
是的，乡愁。
《静水流深》与作者曾铮 （网络图片）
于是我想起了2004年初离境台湾时的一次“遭遇”。完成了《静水流深》的新书发表后，我要从桃园机场返回澳洲。
出境时，海关人员依例检查我的护照，却发现上面没有入境章，找来找去就是没有，工作人员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
我也万分紧张起来，拼命在记忆中搜索，但也怎么也想不清。入境那天，我的出版社和一些热心帮忙推广《静水流深》的人士想安排我趁当时的副总统吕秀莲去观看当晚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时与她见面。为了赶时间，我不知他们用了什么理由，直接将我从贵宾通道带出关，没有去普通的出口排队，出机场后直接拉上车就走了，留了另一个人替我等行李。
就这样，我们一路风驰电掣赶到剧场，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出版社老板沈怡女士（之前都是在电脑上通话），也见了吕秀莲副总统。接下来数日，就是到各处去出席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等，临走前还被安排拜会了李登辉。整个的行程非常满，几天下来仍然有如在梦中的感觉。
由于入境时我一路都被推拉着跑，记忆中根本就想不起来入境章到底盖没盖，或何时盖、盖在了哪里。由于护照上确实没有，我只能一口咬定，说入境时海关没给我盖章。
这一下问题就大了。入境没有盖章？好像对海关就成事故了。于是工作人员又找来上司，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好几个人对着电脑忙，还不停的跟不同的人通话。
我不知他们忙些什么，又到底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也开始跟他们一样急出一头汗来：误了飞机可怎么办？
印象中，大约足足急了四十分钟，我才突然福至心灵，想起还有一个什么跟入境签证相关的文件（或许也就是签证本身）没跟护照放在一起，而是放在另一个地方了。
于是我赶紧找出这张文件交给他们。谢天谢地，入境章赫然盖在这张纸上！
这时，我没有大松一口气的感觉，而是不由自主地想：因为我忘了这张纸，害他们紧张这么久、忙了这么久，他们得怎样训斥我？
那时我刚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从没去过台湾，遇到这种事，第一反应很“自然”就是防御性的：预想自己会挨训，然后先把头皮放硬，以便把这顿训斥“硬顶”过去。在中国生活许多年之后，身体上似乎已经“自然”形成的这种“应激反应”式的机制和机能了。
出乎意料的是，海关官员们丝毫没有骂我、怪罪我的意思，脸色也一点都没有变得更难看，而是温和温暖的说：“啊，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快走吧，别误了飞机！”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当我发现台湾在我心中留下的种种，已经发酵成一种乡愁时，这一刻的意外和感动，仍然那么新鲜，在第一时间就涌上心头。虽然我现在已经明白，对于台湾的海关人员，那只是他们的“正常”状态，而对于我这种提着全身的劲儿准备“对抗”责骂的可怜的大陆人来说，那一种不必提劲、不必提防、不必防御的轻松，是多么的不习惯，又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啊。
种种的感动和意外，还有太多太多。
比如，那天见完吕秀莲、跟她坐在一起看完新年晚会再回到旅馆时，已是深夜了，这时才得知行李未能随机到，据说被误送到夏威夷去了，要几天后才能再送回来，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就是新书发表会，要见记者的，没有正式的衣服穿可怎么办？
深更半夜的，除了沈怡女士拉着我满大街跑，试图找到还开着门的商店外，为我的新书写序的台大新闻所教授张锦华也漏夜跑到她母亲家，试图从她母亲的衣柜里扒出几件我能穿的衣服。
再比如，当我为了能够出版全球第一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劳教所黑幕的长篇纪实文学而不得不抛家舍业，流亡异国，并为此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后，我其实并没有信心能不能找到一家敢出这本书的出版社。要知道，多少实力雄厚的全球性大公司都为了中国十几亿人的大市场而不得不看着中共的眼色行事。
因此，完成写作后，我只能上网胡乱搜了几十家台湾和香港出版社的电子邮箱地址，然后一古脑把书发出去，心想：就算谁也不敢出，至少我给几十个出版社老板看到了。当时最大的期望值，只是在网上发表这本书而已。
没想到，书发出后几小时内，就收到来自台湾智慧出版社沈怡女士的回信，她说我邮件中关于书的简介（coverletter）写得不错，但她要看完书后才能判断这书到底怎样、值不值得出。
她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加班加点看完了二十多万字的书，周一就联系我，周二我们就基本达成了出版意向。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出版社有多大的实力，只想：她是第一个回复的，我就给她出，早一分钟揭露劳教所的黑幕，对我、对上亿的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极其重要的。
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智慧出版社并不大，而且也有在中国做生意的计画。但沈怡女士说，身为出版人，身为前记者，遇到用生命写就、为弱者和正义发声的书，她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为此，我深深佩服和感激。
不过，正当我与她商量出书合同细节时，在此之前接到我投稿的《看中国》网站也开始连载我的书了。我立刻将此事告诉她，她的第一反应是：你让网站把书拿下来。是啊，于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如果网上已经有了，书还怎么卖？
我说：对不起，我已经答应给人家刊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能拿下来，您要是觉得不妥，那书我就不出了，有网络版就行了。
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我想书能第一时间从网上传入中国最重要，有没有印刷版，我不是最介意，因此心中做好了放弃印刷版的准备。
没想到，我这样的“任性”，沈怡女士在沉默一会儿后居然也接受了。她只是说：你能否让他们连载得慢一点，三个月内，不要超过一半的内容？我保证三个月就把书推上市。
这样的结果，当然让我喜出望外，不仅网络和印刷版都有了，而且还加快了印刷版的出版速度。我没想到，身躯那样瘦弱的沈怡女士，能这样果敢，这样包容。
台北国父纪念馆地上，一堆无人看管的小书包。书包的主人们──一群台北汉家幼稚园的小朋友们，到别处玩耍去了。（曾铮摄）
关于台湾的美好记忆，还有许许多多。比如，住在法轮功功友家时，受到的种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包括早上眼一睁开，就已在床边的美味早餐；比如，在国父纪念馆看到的一堆无人照看、却没有人怕它们会丢的书包；比如，在人来人往的高铁站，功友敢于把崭新的苹果手机、钱包、钥匙串都一古脑掏出来放地上，然后闭着眼睛炼功，丝毫不担心东西会被偷走或抢走……
当然还有各种地方的秩序井然、各种声调的温柔台湾话、夜市里各种美味的小吃、故宫博物院中的珍宝、服务良好、而便宜得令人吃惊的出租车，以及误差不超过数秒的便捷的高铁，还有那些电影院里排著大队等着我和《自由中国》的宣传大使、“老外”郝毅博签字，让我非常不适应的当了一把“名人”的单纯而热情的大学生……
本杰明·富兰克林有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Where liberty dwells，there is my country）。”曾经，我非常敬佩这种“彻底看透”的境界。曾经，我也认为，为了真理、自由、尊严和信念，我愿追随这种境界，我也能超越人所划分的国籍、民族和种族的界线，天地间四海为家。
因此，当我为揭露迫害、追寻自由，不得不抛弃家园、抛弃国籍时，当中领馆趁我父亲病危以当特务为条件将回国签证作为诱饵让我出卖良心之时，我曾毫不犹豫一次次决绝的斩断乡愁。
也因此，在经历过太多的试图将乡愁变为胁迫工具的丑恶、当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为乡愁流泪之时，十二年间未曾留意、但已不自觉间珍藏于心的台湾和台湾人民的良善，才能如此意外地逆袭，让我流下如此滚烫、如此甜蜜、如此清心，却又慢慢变得如此酸楚、如此令人心痛心悸的乡愁泪。
但不管怎样，我想说：
谢谢你，台湾；谢谢你，我美丽的台湾乡愁。
2016年3月7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