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垦丁（图片来源：看中国；摄影：吴智恩）
【看中国2016年05月30日讯】我还记得，当年刚从台湾回到香港就学时的震撼。学校大门上头没有“礼义廉耻”四个大字（那曾是全台每间学校都必须谨从的‘共同校训’），校园里头看不到国旗（甚至连英国国旗都没有，最多就是校旗而已），当然大家也不唱国歌（更不会有什么官方的‘港歌’，所以后来的《狮子山下》和《海阔天空》才会变成了民间港歌）。换句话说，“国家”不见了，一切国家体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从一个“忠党爱国”的华人社会，一下子跳进了一个把国家存在的痕迹抹得干干净净的另一个华人社会。这的确是历史上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特例，因为我所知道的华人社会，全都不可避免地老早卷进了现代民族国家建造的工程之中。两岸自不待言，彼时的新加坡也正朝向它建国大业的终点；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它们的华人社会则步履艰辛地适应着各自的环境，学着当好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国民。
香港？至少表面上却是一片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景象。没错，它是英国的殖民地，从马会到警察也全都冠上了“皇家”的名号。但到底什么叫做“皇家”呀？我猜在我那一代人里，没有几个人说得出现在的英国王室属于那一个王朝。是的，每天晚上电视节目放完，是会有一段英国国歌；可我们大部份人对它的记忆却是“个个揸住个兜”。英国的爱国歌曲《Rule，Britannia》，我们固然不懂；甚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个国名的确切涵义，我们也都不一定搞得明白——它怎么又会简称“英国”呢？所以当年我们这些英甲球迷总会时不时地埋怨，点解苏格兰、英格兰同埋威尔士唔合组一队出战世界杯？
后来我们都晓得，英国人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培育一套本土意识，一套独属港人的身份认同。可事实上，它从来不敢搞得太过嚣张。哪怕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人公认的“香港意识”萌芽期，它也还是不能放开手脚，公然将它变成一种建制化的国民身份。只要对比一下新加坡，我们就知道真正的政治身份认同缔建是怎么回事了。
我甚且怀疑全世界都很难找到几个类似香港的例子。一座族群高度同质化、经济发达、活力充沛的七百万人大城，竟然过了几十年乃至于一百五十年“国家”失踪的日子，直到二十世纪末。要知道这一世纪可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发展到最高峰的一百年呀。学理上的“国家”（State）当然存在，而且这部机器一直在精密地运转；但它却无意于让我们投向任何一个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怀抱。出于利益以及政治实际的计算，它不能让我们认同一个政治社群意义上的中国，但又不想及不能令我们彻底否定意蕴更加广阔的中国认同；它要保证我们不抗拒英国的管治，但又不要我们真的爱上英国，把它当成自家的祖国；它试着给我们一套与别不同的香港身份，可绝对不能冒上任其出轨独立的风险。
当年十几岁的我，自不晓得这整套管制策略的技艺与由来，可我还是被震动了。被它型塑的环境，为它手法末段的枝节震动。怎么讲呢？今天高谈爱港和爱国的人或许是不知道，或许是忘了，那时候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爱，至少是可以什么都不爱。不要误会，你自然可以爱中国，可以爱香港，又或者很另类地爱上英国；但那种爱绝不是一种政治乃至于道德上的义务。那时候，一个公众人物可能比较敢大声宣布“我不爱香港”又或者“我不爱中国”，人家顶多白眼，但不会想到要砖瓦齐丢地把你砸死。相反地，你敢在大陆和台湾干同样的事吗？过去不能，现在一样不能。
因为爱，原是现代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核心，国家不只想方设法地要让你爱上它，而且还要把这份爱变成社群成员的最高义务。爱的对象容或随局势有变，但那种爱的地位，以及它和社群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则是始终如一。所以台湾才能从三十年前的“爱中国”轻轻巧巧地滑移到现在的“爱台湾”，他们爱的东西好像不一样了，但那股爱却日见炽烈。
我还记得，在台湾上小学的时候，偶尔我们会在课堂上谈到一些“忠孝两难全”的故事。然后我们会被鼓励思考，究竟忠和孝谁比较大。面对关键时刻，例如郑成功收到了满清恐吓，是要投降归顺，还是看着他爹郑芝龙受死；换了是我，我该怎样抉择？通常老师不一定会逼着我们选忠，但我们都感受到了大环境大氛围的作用，知道郑成功之所以是英烈之所以是古今之完人，恰恰是因为他最后走上了较为正确的那条道路。
国家喜欢这类故事，因为它们能迫使我们渐渐接受一套价值的序列，一套爱的序列。在一切价值当中，唯忠至上；在一切的爱里头，爱国是最大的大爱。所以民族国家便和宗教一样，乐于宣扬烈士牺牲的故事。唯一的分别仅在于宗教会预许一个彼世的乐园，而为国家牺牲则换得了此世同胞的幸福与尊崇。正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爱国故，两者皆可抛。
爱的序列，其实也就是身份的价值序列。忠孝之辩，就是国民身份和子女身份那一个排得更高的问题。这类故事本身无害，甚至还很有哲学意义，颇能促进我人思考的能力。可是它们太过“离地”，没有多少常识上的意义，因为我们大部份正常人都不会碰上郑成功的处境，所以这类故事过去往往只为士子所备，不及于百姓。
就像那个经典难题：你的太太和母亲都不会游泳，两个人同时掉进海里，你是先救老婆呢？还是先救老妈？到底是丈夫这个身份要紧，还是儿子的身份可贵？这个问题我们谁都听过，但有谁真的在现实中遇见过呢？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各式各样的关系当中，也都拥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它们全都各有不同的意义与价值。
在日常生活里头，要是这些关系和身份的要求与责任发生冲突，我们往往得靠着实践智慧在其中巧妙调协，挪移衡冲。没有多少人会先抽象地想象所有可能，再硬生生地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身份与角色之间分个高下，然后将思考结果付诸应用。
如果你的情人一天到晚缠着你，硬是要你为这个坠海选择题表态；请容我坦白，我怀疑他多半有些不寻常。同样地，假如一个国家总是让国民陷进要不是出卖朋友、出卖家人、出卖伴侣，否则就是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困境的话，那么这个局面也一定不是个正常的政治局面。仅管如此，国家却还是愿意我们在正常状态下慢慢接受一套不正常的价值与身份的序列；而在这套序列当中它总是排在最前面。
又由于这种爱总是优先，所以就会出现一些你从其他角度很难理解的情况。再以我曾深深爱过的台湾为例，近年着实出了不少叫好叫座的电影，可当中有些作品受欢迎的程度，却真是令我纳闷。明明有着严重缺陷，但论者几乎视而不见，照样拍手点赞。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那就只是为了爱。
因为它们对台湾“念真情”，看起来它们真的很爱台湾。正如台湾学者郭力昕在〈台湾符号、政治维稳、与国族性格——如此《看见台湾》〉一文里所说的“‘滥情’是台湾民众终于能超越蓝绿政治的最大公约数和救赎……；台湾认同的符号，甚至可以是那些令人‘哀愁’的，被破坏了的土地。无论美丽、哀愁或丑陋，都可一体拥抱，认同。爱。”有趣的是，那几部电影在香港得到的评论也都很正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最近流行爱香港，乃至于爱屋及乌，也很爱台湾人那么地爱台湾呢？近年的哈台热，我猜，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如此一种羡慕，羡慕台湾人对本土的那阵情热？
扯远了，说回我那年回到香港的感受吧。那就是种一下子被免去了重重义务枷锁，却也同时被抽走了你曾十分宝贵的热情的状态；不再被人要求去爱，但同时又没有东西可爱——没有一个必须接受的政治认同。我觉得自由了，被解放了，但也自由得十分漂浮。这就是我所经历过的香港，一个国家不现身，身份不排队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