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高文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他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当局随后的“六四”镇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决心把被共产党掩盖的文革历史真相通过自己的笔告诉世人。他的努力后来主要都凝聚在他的备受欢迎却在中国大陆被禁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以下是“六四”20年时，高文谦在《中国人权》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一晃“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了20年。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一提起“六四”，又把我带回20年前那个残暴、血腥、令人心悸的夜晚。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刻骨铭心，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我自己。1989年年初，当时时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邓小平跛脚鸭式的改革已经累积了许多社会矛盾，而前一年物价闯关的失败更是激起了民众的不满。这年春天，胡耀邦抑郁而终。1他是中共党内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赢得人们的爱戴。以大学生悼念胡耀邦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
当时，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学生们提出的整治腐败、推进民主的要求，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呼声，多数机关干部也都站在学生一边，很多人利用上班时间跑出去看学生游行。记得4月27日大游行那天，一早到机关，就听说大学生准备上街游行，当时武警和公安在中关村一带布置了几道封锁线，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整个上午，机关里都在议论这件事，牵挂着学生的安全。中午得知学生已经冲破了警方的防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我随即跑出去，站在复兴门的立交桥上，看着由北向南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各大院校的队伍依次走过。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我能够体会出这句话的分量，其中所包含的沉重和酸楚，那是一种在经过精神虐杀的炼狱之后而从心底发出的呐喊。
当时，我真有一种精神上获得解放的感觉。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一沾政治，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心理阴影，像梦魇一样缠绕在中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我的童年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我6岁那年，我父亲因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2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庐山会议后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充军西藏。文革中，我的母亲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秦城监狱。家庭的遭遇，使我很清楚中共政权的残暴本质，当政者势必对任何挑战他们的人秋后算账。尽管如此，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后，一直牵挂着我的心，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骑车从天安门广场绕一圈，了解当天的情况，劝说学生不要过激，给自己留有馀地，祈望事情能够善了。
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
5月18日，是学生绝食的第6天，当时不断有昏厥的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护车的呼啸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对当局的冷血，当时整个社会情绪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带领机关干部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自愿请愿团”的名义，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否定把学潮定性为“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3承认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并提出“清除腐败，要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大义灭亲”。这封公开信后来被人贴到中央组织部的报栏里，成为清查时的一件大案。
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
戒严后，4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把戒严部队堵在城外，形势一度密云不雨。不过，当局不惜流血来重新控制局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6月3日那天早上，我上班时绕道六部口，看到北京市民截住了一辆装有刺刀、钢盔等军用物资装备的军车。下午，听说集结在中南海5里的军队出动，抢回了军车和装备。我急忙骑车赶到现场，当时军队刚刚动完手，还可以闻到空气中瓦斯毒气的味道。几个市民被打得头破血流，阳光下，雪白的汗衫染着殷红的血迹，格外刺眼。这是自学生绝食以来，第一次看到血腥的场面，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当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和妻子又去了天安门广场。当时，气氛已经相当紧张，空气中甚至可以闻到血腥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即将发生惨烈的一幕。当时，我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的情绪很冲动，和她争论得很厉害，表示坚决不回去。最后，我妻子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
当时，我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的情绪很冲动，和她争论得很厉害，表示坚决不回去。最后，我妻子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
我的家在沙滩附近，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当天晚上回到家中，我几乎一夜没睡，站在凉台上，望着广场的方向，可以看到那里的火光，入夜以后，远处的枪声清晰可闻。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往天安门，在南池子路口亲眼看到军队屠杀北京市民的场面。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门口，向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有五六个人中弹。杀红了眼的士兵还不放过，端着枪朝胡同里追杀逃散的市民。
当时，我随着人群躲在一个小胡同里面，蹲在背阴的墙根底下。听着街面上传来“嗒嗒、嗒嗒”的枪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和我蹲一块的是一个蹬平板车的老大爷，看起来有六七十岁的样子，阅历丰富。他不像我那么紧张，但脸色阴沉，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恨，气得浑身发抖。这位大爷对我说：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也没有这么杀人呐，真是造孽啊！共产党缺了祖宗八辈子大德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往天安门，在南池子路口亲眼看到军队屠杀北京市民的场面。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门口，向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有五六个人中弹。
6月4日下午，我骑车穿过满目疮痍的北京城，回到我妈妈家中。一路上所见所闻，令人发指。回到家后，我打开收音机，焦急地收听美国之音每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一边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一遍一遍地听着。当时美国之音正在播放对郑念女士的访谈，她是《上海的生与死》的作者。她以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的身份，向天下所有在“六四”血腥镇压中失去子女的母亲们讲话，理解她们的丧子之痛，同情她们，宽慰她们，语调悲切哀婉，富有感情，我一边听一边默默地流泪，心里在淌血。
这以后，我擦干眼泪，准备应付即将面临的整肃。我妈妈帮我把我父亲当年挨整时写的检讨找了出来，让我做些心理准备。我翻看着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检讨，百感交集，父子两代的命运竟如此相同！那年夏天，是在极度压抑和恐怖中度过的。戒严部队端着枪在北京大街小巷巡逻，公安局和武警半夜三更抓人，官方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播出“暴徒”被逮捕被押送处决的画面。
当时，我想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初，官方曾经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为什么坦克车一开进城，文革的逻辑和语言就立刻回来了？
与此同时，各个单位内部也在进行清查运动。我是单位清查中的重点人物。在那些日子里，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外说是在“闭门思过”，写检讨，实际上是在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探究文革浩劫与“六四”镇压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是研究文革的，曾经是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分的执笔者。当时，我想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初，官方曾经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为什么坦克车一开进城，文革的逻辑和语言就立刻回来了？原因就在于导致文革浩劫的制度根源，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政治体制换汤不换药。为此，我决意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写《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念头最初就是在这时候萌生的。
1993年我来到美国后，有幸得到李慎之先生的推荐，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把写书的愿望变成现实。但事情刚刚开始，中国当局就知道了，通过各种渠道劝阻我不要写这本书。他们采取了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收买我；硬的一手是派人传话，说我母亲在文革中已经受到很大磨难，不希望看到她晚年再有什么不幸。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我当然不能接受。他们就向哈佛大学施加压力，切断了对我的资助。这反而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写出来的愿望。
这以后，我靠妻子为生，在家里全力写书。我母亲也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写“万金家书”，说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把文革的历史真相告诉老百姓。《晚年周恩来》一书历时5年，终于出版，但立即遭到中国政府的封杀。官方之所以这样怕我写这本书，是因为他们深知前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正是从历史解密开始的，重新评价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势必瓦解极权统治的基石。
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面临从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而“六四”问题则成为梗阻社会转型的死结，令中国百年宪政之路步履艰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上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急于救亡图强，被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所蛊惑，误入歧途，整个中国成为共产主义的实验场，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经过一个世纪的血腥实践，共产主义虚幻的光环早已不再，露出了本来面目――残暴、邪恶、虚伪和违背人性。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
“六四”血案已经过去20年了，历史的伤口至今没有愈合，还在继续化脓溃烂。当年导致抗议的各种社会矛盾，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更加激化，积重难返。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面临从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而“六四”问题则成为梗阻社会转型的死结，令中国百年宪政之路步履艰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六四”问题一天不解决，不还死难者一个公道，中国将永远无法堂堂正正地站立在世界舞台上。
编辑注释
1。胡耀邦于1981至1982年期间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至1987年期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6年发生了一系列学生抗议活动之后，他于1987年1月16日被迫辞职。中共党内的强硬派指控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于软弱，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同情。他在党内受到侮辱性的批斗，并被迫做出检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天就开始不断有民众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悼念他，表达了对他遭遇的同情和对当局的不满。从4月17日开始，悼念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很快演变成民众发泄对官倒腐败的强烈不满、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八九民运。^
2。为使中国在短时间内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为此，全国大炼钢铁，甚至要求家家户户献出铁锅铁盆炼钢，荒废了农业生产，导致了大饥荒，至少饿死2000万人。^
3。《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
4。戒严令颁布于1989年5月20日。^
5。位于紫禁城西，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办公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