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和最凶狠的敌人。(网络图片)
提示：都说共产党残暴杀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讲义气...
历史学家们多认为，江青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和最凶狠的敌人。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后，这一矛盾还在继续升级。江青在周的遗体前衣领露出红毛衣、拒不脱帽，指使御用文人在报纸上含沙射影对周进行攻击，大有鞭尸之势。被评为“荒诞手法集大成者”的中国历史作家赵无眠在其著作《真假周恩来》中，对江青与周恩来的历史渊源做出深刻探析。
周恩来属于哪一派系
中共党内派系复杂，每时期都有所不同，依各人的出身、经历、背景和利益，乃至性格、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决定，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断分化和组合。康生原属王明的留苏派，或称王明（共产）国际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王明同样回国，一口一个“我们的领袖”以称王明，后来看看风向不对，反戈一击，投到毛泽东的麾下，一直到死，都是坚定的忠毛派。张闻天早先也是国际派，王明统治时期进入中央高层，派到中央苏区政府任职，以擎肘毛泽东，不料反为毛说动联合王稼祥在长征途中策划“担架政变”，对遵义会议一举夺得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成为毛的骨干，对抗王明；不料大跃进时代附和彭德怀的“万言书”，又被打成反党“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少年共产党，可称作“旅欧派”。同属这一派的有蔡和森、李富春、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王若飞等，还可以算上在德国由他发展入党的朱德，都是第一代共产党的重量级人物。归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积极培植军校的中共势力，形成日后足以与国军黄埔出身的将领抗衡的另一支黄埔系。国共分裂，他领导发动南昌暴动，创建了第一支共产党武装，参加暴动的朱德、贺龙等一大批将领日后成了事实上的“暴动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组成建立了严密的城市地下党体系，所谓“白区派”，包括执行暗杀任务和打入敌人内部的一整套特工、情报系统。进入中央苏区，他又成了“苏区派”，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成为毛派的一员主角。
最后都成了“毛派”
毛泽东取得党内最高权利，先后遇到张国涛、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挑战，每一次周恩来都无条件地站在毛一边，可以说是最坚定的毛派。这也是他屹立党内数十年不倒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党政军特诸系统内广有人脉，别人都不能轻易动他，连毛泽东都不敢对他下手。当然前提还是周为坚定的毛派，如果稍有异心，以毛的一惯好强的性格和勇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无论付出多多大的代价也会放手一搏的──也就是，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中共党内，除了早期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如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涛等少数人物外，其他高级领导人，后来都成了“毛派”，统归于毛的领导之下。就算是上面那几位代表人物，也都迫于形式不同程度地俯首称臣，只是终于不被接纳和重用罢了。李立三、王明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博古如果不死，张国涛如果不逃走，中央委员总归是有的做的。不过他们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留下来的，永远也成不了毛派。
站在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的拥护毛泽东：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战略、他的领导权，反对他的敌人，就可以称为“毛派”。在毛泽东党内权利稳固之后，几乎再也没有非毛派公开存在和活动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齐声高呼万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谁敢跳出来反毛，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是拥护仍然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有人是公开拥护，私下反对，如彭真；有人是这一阵子拥护，过一阵子反对，如林彪；有人是不反对，拥护也不踊跃，如陈云；有人拥护是拥护，反对敌人却不积极，如朱德；有人是拥护你的领导，反对你的某些错误，如彭德怀；有人是拥护你本人，反对你手下的另一些人，如高岗；有人是一心想拥护，另外却还经营一块自留地，如文革前的刘少奇；有人是抽象地拥护，具体地反对，如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只有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自觉自愿地坚决拥护毛泽东，反对、声讨和迫害他的敌人，才可算作真正的毛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是最当之无愧的，他甚至不惜反对和迫害被当作敌人的自己。
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
刘少奇、林彪是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地位由此一升再升，直至进入中央最高层，仅次于毛。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最后都从毛派沦为毛的敌人。他们是不同时期毛派的代表，犯的却是同一个错误──在“毛派”这一大的体系之下，逐渐形成了另一个不以忠毛为主旨的派系，危害了毛的权威和地位。
并不是说毛派内部决不允许再割分为派。毛泽东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整个共产党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既然党内中允许公开存在一个拥毛的大派，那么在毛派的内部，不断地组合、割分、形成各种派系，也就十分自然了。如若不是这样，反倒“千奇百怪”。有趣的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也必须打着拥毛的旗号，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则一天也活不下去。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大学指导运动，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后来经毛出面反对，人们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反毛泽东的。林彪指使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要求反国家主席，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故而许多人受骗上当，跟着大表忠心，毛泽东又一次出面反对，人们又才知道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篡党夺权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部署的。由于刘少奇一派发展壮大，自成体系，盘根错节，其势足以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毛在党内已是相当孤立。大伙儿虽然都尊敬他，维系著一片“拥毛”的虚假氛围，却多半是敬而远之，他的话已不大管用了。尤其在北京，天子脚下，竟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讨论是否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的提议险些没有通过。当时是三票对三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赞成。毛泽东事后找也是常委的朱德劝说，朱德一句“我听润之的”，遂使文革的发动成为定局。
周恩来也是响当当的文革派
朱德年纪大，位高而职闲，已不大关心政事。林彪体弱多病，一直处于半休状态。他以为军功和对毛的忠心被大升为党中央副主席自足，毛为了加强在党内高层的说话的影响力，并掌控军队的一个重要部署。那时的林彪，尚无野心，也没有积极参政的兴趣和冲动，完全是一颗听话的棋子，毛主席叫干啥就干啥，叫怎样干就怎样干。毛在七大常委会的阵营中，真正能够对党政军各方起到作用的，只有一个周恩来。
可见，把周恩来割出“文革派”之外，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以彭真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被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取代后，一批文革新贵崛起。其中权势最大、后台最硬、能量最大的当然是江青。她在中央文革职位是副组长，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直到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中共九大会议上，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自此再也未能越过这一位置。她虽然有“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见官大三级，毕竟不是毛泽东本人，所得到的只是表面的遵从与礼遇。要在一个个手握国家重器、功高位显的文臣武将中赢得实际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非得联合其他势力不可。这些势力有：
陈伯达的“秘书派”，旗下大将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他们都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出身，曾直接与闻党的最高决策和机密，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炮制，上达天听，下传旨意，又年轻气盛，能说会道，个个都是好竹竿子，没有长期战争年代形成的复杂关系和背景，更有恃才自傲、想出人头地的雄心与欲望，是天生的文革闯将。
林彪的“军队派”，旗下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的妻子叶群。这些人掌握著中央军委的总参、总后的实力，控制了大部份军区、部份海军和几乎全部的空军。文革初期，黄、吴、李、邱都一度受到冲击、批判，经老首长林彪解救，才重获权利并逐渐结为死党，九大会上全部选为政治局委员，是倒刘战役中最大的赢家然而也输得最快和最惨。文革之初，林、江合作，双方亲亲密密各怀鬼胎，有过一段配合默契、你唱我合的蜜月期，在“九大”后出现矛盾。
不管是谁当权，都少不了周恩来
康生的特工系统和谢富治的公安系统。康生自投靠毛泽东以后，察言观色，忠心事主，而倍受宠幸。此人阴险狡诈，城府极深，有“党的理论家”、“坚强的反修战士”、“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之称。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江青都要敬他三分，尊他为“康老”。谢富治当然不能和康老比，但他执掌公安部，是搜集对手罪证、迫害异己的直接帮手。
柯庆施的“上海派”。柯庆施是坚定的毛派。善于揣摩毛的意图、思想，也迎合其政治需要，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上海在他的极左风格长期经营下，终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基地。可惜他未能看到这一天，在文革前夕病逝于四川。他的心腹，原政治秘书、后提拔为市委文教书记的张春桥，是他留给江青的一笔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张春桥又一手推荐、培养和提拔了文学批评家姚文元，张、姚二人双双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江青的私人力量。江青也因而成了“上海派”的领袖。林彪垮台后，又拉进一个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组成四人帮。
除了柯庆施，还有一位来自地方的“毛主席的好学生”，那就是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陶铸在文革初调到北京，不久升为政治局常委，仅次于毛、林、周而位居第四位。他主管宣传，主持大部份的中央日常工作，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度也是江青拉拢、联合的对象。如果他肯合作，也将是文革派的主要成员，事实上已差不多是了。不料此公不识抬举，不服江青的指手画脚，经常顶她，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网络罪名，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死于非命。
周恩来的“务实派”。周恩来的实力是最强的，根基也最深，他是江青必然要联合的对象。毛泽东曾这样评议他：“不管是谁当权，是我，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少不了周恩来。”可以说，没有周恩来的文革，和没有毛泽东的文革，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没有周恩来的鼎力支持与捧场，文革初期的江青，只有一条路：根本玩不转。
毛泽东的大管家
周恩来对于江青，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我已经仁至义尽。”当年刚进入毛泽东的窑洞，引起高层各方非议，认为毛以党的领袖之尊，将那经历长征共同患难的妻子贺子珍赶走，炕头尚温，就公开与上海影星同居，成何体统？只有极少数人支持毛、江的结合，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康生，他提供来自特工系统的调查证明，江青在白区“表现清白”。他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老乡，传说在家乡做少爷时代就和她“有一腿”，查无实证。他的支持除了老乡情谊，主要是投毛所好，有向新主子表现忠诚的意思。另一个是贺龙。他扬言“堂堂主席，搞个把女人算什么！”但真正有力支持者还是周恩来，正是他调和各方意见，力排众议，铺设堂火，毕竟成了他俩的好事。否则，便不会有日后权倾朝野的江青同志了。周恩来的出发点是否比康生、贺龙要高尚一些？看不出来，说来说去，总不脱逢迎之嫌。
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前，江青与毛泽东经常发生争吵、斗气。无非生活习惯的差异，鸡毛蒜皮本是夫妻间难免的事。但双方的个性都极强，闹到各不相让，江青便只得找周恩来哭诉，由他出面调解、劝说，让毛泽东化怒气为春风，让江青破涕为笑。正如当初异口同声地反对，中共中央机关从最高领导层到一般警卫、秘书，没有几个从心理承认和瞧得起这位夫人，只有周恩来对她待之以礼，不含半点歧视和轻蔑。这给心性敏感好强的江青以极大的精神慰籍，使她逐渐化解敌意环境带来的伤痛，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自尊、自信，终于等到二十年“约法”到期，一跃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周恩来在毛、江家庭关系上做好事，充当黏合剂与稳定剂的作用，绝不仅仅在延安时代，而是持续到建政以后，甚至文革期间。都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管家管家，毛的家他不管谁管？
力助江青坐稳第一夫人交椅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首谈笑古今、暗含王者之风的《沁园春·雪》，一身质朴挥洒的风度，折服了政治、文化界的众多知名人物，以为寄托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因而在其后三年的国共争霸战争中，感情倾向多在共产党一边，形成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局面。毛泽东此行，周恩来功不可没就不须细说了，单请他派专机从延安接江青来重庆“治疗牙病”一节，就可知他的煞费苦心。这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开亮相，为了是这一身份合法化，周恩来在张治中的寓所为毛、江二人补办了盛大婚礼，江青后来经历了贺子珍回国、癌症、更年期、老年色衰等动摇“夫人”地位的重大危机；而每一次毛都终于放弃“废后”的念头，与周恩来当年安排的这一婚礼既成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九四七年，贺子珍催女儿娇娇随王稼祥夫妇从苏联回国，暂居哈尔滨。江青大为紧张。因为他曾接受的“约法三章”的第一章就是，“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毛、贺的“夫妻关系”，一直到死都“没有正式解除”过。一九四八年冬，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遗孀贺怡找到毛泽东，闹着要为姐姐讨一个公道。毛让步，同意贺子珍回身边，说“还是按中国老传统办吧！”江青深感会要做“小老婆”甚至被休掉的威胁，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顿哭诉。而周也再一次施以援手，以组织名义作出决定，不准贺子珍会面。
贺怡在哈尔滨接姐姐和侄女娇娇，乘火车走到山海关，被自称“组织部来人”的两个男子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阻止他们到石家庄。结果，贺子珍被安排到了沈阳，而由贺怡带娇娇去见毛泽东。娇娇后来竟从江青的本姓改名为李敏，更确定江青的继母地位。由于周恩来的悉心部署，贺子珍一直未有机会进京复辟。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才由毛泽东另一弟弟（毛泽民）的遗孀的后夫、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秘密安排，将贺从上海接到山上与分别二十年的毛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此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位满头华发、容颜憔悴、语言迟钝的老妪，毫无吸引力可言了。连毛泽东也暗自惊诧：“她怎么变成这般模样？”
江青最信得过的大好人
这里要补述一段的是，性情刚烈泼辣的贺怡，见到姐姐被弃、大伯子兼姐夫的家庭重组已成定局，心有不甘，于是想出最后一招，到江西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儿子毛岸红。这是毛的第四子，小时活泼可爱，模样酷似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撤离江西长征，年馑两岁多的岸红托给了留下打游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一次战斗中，岸红被寄放在一个农民家里，后来失去了联系，而毛泽覃也在瑞金红林山区阵亡。江青无子，毛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岸英死于抗美援朝战争，岸青患有精神病不堪担当大任，贺怡深知这个可以找到的儿子对于恢复姐姐的名份的重要性，她又是唯一知道岸红线索的人，于是一再深入江西农村寻找。谁知突然的一场车祸，贺怡死于非命。这唯一的线索就此中断。这场车祸完全是意外，还是缘于某种周密的安排？有待新的史料证明。
周恩来的恩惠，江青当然不会无感于心。从她一进入中共最高层的生活，就把周恩来当作最可以信赖、最善解人意、最能排忧解难的好人。毛泽东说江青；“洪洞县里无好人。”其实不对，周恩来就是一个好人。
周恩来对江青的吸引力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周恩来到毛的窑洞谈工作，毛请周代他到中央党校演讲，在家闷得发慌的江青一定要跟着同去。因延河涨水不能开车，于是骑马而行。小路狭窄，江青策马在前飞奔，周恩来紧紧跟上，不料江青忽然勒马一个亮相，周的马骤然受惊，后腿直立，将周摔下马背。撞在石崖上，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骑术精湛的周恩来，怎么会摔得如此狼狈？文革后有人追溯这段往事，把它解释成江青对周心怀怨望，故意使出手段给他一个下马威。其实不确。江青刚入毛的帷帐，毫无根基，连窝都没呆热，岂敢向堂堂的周副主席故意使手段？何况她对周恩来的通情达理、君子之风十分信赖、敬重乃至倾慕，若说是心怀什么“愿望”还差不多，哪有一点“怨”的影子？往最坏处说，她也只不过是想抖一抖御马的功夫，展现一下矫健的身手和勃勃英姿，给周恩来一个美好的印象，原因还是出于一种爱慕的心理。
江青当时才二十五岁，久经情场风波，最后嫁了个比她大二十一岁的毛泽东，虽说二人恋爱也完全自愿无一丝勉强，还冲破重重阻力与世俗偏见，毕竟带有青春与权利结合的影子。如果毛泽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很难想像她会爱上这个满嘴浓重湖南农村口音、满头油渍的长发、脾气火暴、抽烟、吃茶叶、嗜好辣椒和肥肉、经常拉不出屎的南方土包子。周恩来生于南方而成长于北方，比江青大十六岁，曾赴东洋、西欧，到过苏联...对生长于北方、个性开放好幻想、喜欢读外国小说、从事文坛工作出身的江青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像前章讨论过的，作为一位公众情人，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江青爱慕的对象。
第一次“示爱”人仰马翻
只是，她的第一次“示爱”──说得重一点是调情，说轻一点叫“示好”，就闹得人仰马翻，伤筋动骨，实在晦气。这应该是一种预示，在诡谲多变的中国政坛上，这样的非份之情将带来怎样惨痛和震撼！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右臂终身不能伸直，也使不上力，等于废了半只手。
待卫士们赶到，他已经从摔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痛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鲜血浸透了衣服，但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倒是毛泽东事后大发雷霆，吼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一百个江青也不抵我一个周恩来！”对江青惹的祸极为恼火，因为他痛惜在国共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周恩来的受伤，倒不是怕江青敢红杏出墙。文革后期，江青对周恩来的怨望（真正的“怨望”）日深，力图倒周，指使御用写作班子在报上撰文批判“鲁国的宰相”孔丘，故意在孔的形像上加了“端起胳膊”四个字，以影射周的弯臂。而那弯臂，实是当年因爱而造成！
周恩来的一生，一般人只知道他的臂伤是战争年代不慎落马所致。江青倒台后，才有一些加忆文章道出其中原委，江青要与周比试骑术：“周副主席，咱俩看谁骑得快！”结果周的马受惊，摔了下来。再后来的文章，又忽而将“比试骑术”一节删掉了，只说江青策马飞奔突然勒马，致周恩来马惊被摔。还有些文章欲盖弥彰，说“比马”根本就是瞎扯，没有的事。
据知，所有关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都要报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阅”，显然，审阅机终于道出了这一故事中的调情味道，觉得有损于总理的形像。
江青希望毛泽东向周恩来学习
但我们仍可从被删剩的部份，判断出确曾因“比马”而摔伤：江青策马飞奔，如果周恩来不也策马紧紧跟上，怎么因前面突然勒马而受惊？周摔下马，扶著粉碎性骨折的右臂站起来，卫士们才匆匆赶上，可见他们都远远地落在后面，只有周、江二马当先地在前冲，如果不是比马，卫士们怎可不紧随其后？男女之间的比试骑马，本来没有什么，还可以看做是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若不出意外，大家（包括毛泽东）大可以一笑了之。只是后来江青名声太臭，倘若让爱憎分明的老百姓知道，她和周恩来竟然这样玩过，怎么说得清楚？
曾大量采访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作家权延赤记述，在延安“江青喜欢接近周恩来，当年的卫士们都知道这个情况。”毛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江青很倾慕周恩来，常不避嫌地对身边人员说，周性情好，谦恭有礼，风度翩翩。她还希望毛泽东向周学习，改掉粗鲁的农民本性，惹得毛大为光火。
在江青居苏养病时担任翻译的俄国女子卡尔图诺娃，曾撰回忆录《我给江青当翻译》，也谈到江青倾慕周恩来的印象：“有一天江青莫名其妙到问我，想不想见见周恩来。我当然想，有谁会放过这么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周要来吃午饭，江青请我也按时来。我准时到了，可是周恩来已经走了，他的日程安排满了。”然后“那一次江青动情地也谈了周恩来的许多往事。”
需要重申的是，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仅只限于暗恋，而且是江青单方面的倾慕，而且这种感情实在称不上过份。江青自嫁毛泽东以后，至少在文革以前没有过感情上的越轨记录，──谅她也不敢。
周恩来是积极的文革派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决策并亲自发动的。一开始，周恩来并不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矛头对准谁、搞成什么规模、时间多久的运动。他只知道毛主席说的就要照办，邓小平时代批判“凡是派”，其实最大的“凡是派”就是周恩来。及至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他还不晓得到底是指谁“何其毒也”，揣揣不安地去探毛的口气，听说不是自己，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革命洪流，协同毛派力量推波助澜。文革过来的人都记得，当时人们心里很清楚，这几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绝不能炮轰和揪斗的，他们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这种印象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凡在文革初期贴大字报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当即都受到“上面”授意的有组织的反击、围攻和批斗，事后必遭严厉的处罚、关押、劳改、判决直至枪决。炮轰周恩来和炮轰林彪、江青一样，其他诸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会集体出场表态，厉声申诉，威逼利诱，迫使对方就范。唯一的区别，文革结束后所有参加炮轰受到迫害的人都被不同程度地平反，只有反对过周恩来的人永远无可赦其罪。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倒刘，并清除刘在党政系统的势力。目标一定，“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倾巢而动，共同完成这场战役。除了副统帅林彪很少露面，几乎只跟随毛泽东出场外，其余如周、陈、康、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爬虫们”，到处看大字报，视察、演说、计划、接见、会谈、表态、劝慰、阻拦、发布指令拉一派打一派……为文革依照毛的意图朝纵深发展竭尽全力。有人说周恩来没有参与政治迫害，他所做的都是保护别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周恩来“誓死扞卫江青同志”
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也发现文革冤案中几乎所有的逮捕令，都是由周恩来签署的，包括逮捕前面说到的他的养女孙维世。另外，所谓“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受害人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身份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文件，也是由周亲手签署的。这一事实让专案人员“震惊”和难以接受：周恩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做的这一切是真诚还是虚伪？（阮铭《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
江青由一个宣传部被人瞧不起的副处级干部出山和坐大，固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与肯定，但毕竟还得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来逐步完成，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数。否则，他也就完全没必要耗神费力发动这样一场大的战役，来歼灭他的政敌了，也不会在背后里怨林彪“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六句，相当于六万句，半句也不顶”了。江青得中央文革副组长的显赫位置，并挟其势取代中央书记处，甚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周恩来出的力最大。试想，林彪名为副统帅，实际影响只在军内；陈伯达、康生原先的地位也远不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们怎么可能把江青抬得比书记处还高呢？能依照、实现和发挥毛的意图，把江青稳稳地捧到这样一个地步，只有周恩来。
康生，尤其是陈伯达，对江青的公开吹捧诚属过火：周恩来居然也站出来“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就更叫人肉麻。康、陈二人都是投靠毛泽东，凭籍揣摩毛的思想登升高位的，从感恩戴德的情份上，总还有一种说法。周恩来功高位显，驰骋政坛数十年，影响遍及全世界，凭什么要向江青表衷心？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往往只记录下康、陈这些百经官方定性的“反派角色”，而将周恩来这样的圣人的言论偷偷剪掉，藏起来，好让人们忘记历史的真相，忘记周恩来是怎样在人民大会堂前振臂高唿：“誓死扞卫江青同志！”
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
这里记录一段周恩来当年的公开讲话，以为见证──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恩来到会演讲：“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最初当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份子、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对迫害、压迫、诋毁、诽谤、污蔑的人进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
前章曾提到，文革初期周、江之间也有过摩擦和矛盾。就在周发表这段演说前十几天，江青还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争吵：“孙维世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狼，成恒恭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狗。”江青的骨头可真够硬的，迫使周将成垣恭这位延安时代就跟了他的警卫员送去进学习班、五七干校，直至他去世后才返回北京。
如果说这就是周恩来与江青进行的“斗争”，那也太可怜了。多少有些迂腐之气、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也和江青有过观点之争，但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亲密关系。即连康生，也曾在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大骂江青不是东西，逼得“老夫子”要自杀。他后来还在临终前叫毛泽东的女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去告毛：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这同样也不能证明，康生与江青关系不好、进行过“斗争”。能证明的只是这样一条政治学的重要原理，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周恩来的确保护过不少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人马，包括他的部属、与他多年相交的“民主党派”人士、与他亲近的文化界人士、他在军队和地方的心腹亲信，还有一部份是可以争取和收编的别的派系的人马。不过有一条原则绝不能违反，那就是毛泽东、林彪、江青一定要打倒的人不能保。不但不保，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甚至直接进行迫害。
林彪倒台致使周、江矛盾激化
而正是这位周恩来，在听到如遇罗克一类非高干出身、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反革命案”时，就不把他们划为“党和人民的孩子”了，毫无同情之心下令处决，以绝后患，如湖南大学数学系青年讲师、补充指为“省无联”黑手、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陈光弟，案报国务院请示周当即下令秘密处决。
江青对周恩来不满，正是在于其“乘人之危”解放和保护了大批官僚，势力急速膨胀。林彪倒台后，“毛主席司令部”内林、周、江三派人马的鼎立之势被打破，周恩来在倒林战役和收拾烂摊子中立功甚巨，趁机抢占位置扩充地盘，眼见得毛泽东遭沉重的精神打击而飞快的衰老，大事小事不得不以来周恩来，令江青骤生忧虑与疑忌。尼克松访华前夕，毛泽东因肺心病发生休克，醒转当著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托后事：“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更使江青下决心要赶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挑战并打垮周恩来，稳坐“毛主席司令部”的第二把交椅，继承大业。
此时江青的人马进入最高层的只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张春桥支持和培养起来的上海造反工人领袖，不料继林彪之后被毛泽东亲自挑选为接班人，一跃而成为党中央第二副主席，反位居张、江之上。共同的利益将他们组合到一起，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形成新的政治格局──这已是中共“十大”（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后的事情了。很多回忆文革的文章、书籍指“受四人帮迫害”其实准确的说法应是受“毛主席司令部的迫害”。因为四人帮的形成较晚，其活动也主要是宫廷争斗。就像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领导一九二一年以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一样，在大规模迫害早已结束的一九七三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四人帮”，它怎么可能去迫害那么多无辜呢？
精心策划的“红都女皇”事件
岁月的流逝，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没日没夜的操劳，使身体一向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终于被衰老和癌症击倒。而江青这位昔日的情人和癌症患者，却越斗越勇，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李鸿章”、“批宋江”、“批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批投降派”、“走后门”、“中庸之道”、“经腹主义”、“洋奴哲学”、“洋务运动”……连篇累版，轮番轰炸。周恩来除了硬撑病体与之周旋，尽力支持被他保护、收编、选中并力荐复出的邓小平外，还窥准时机不露声色地予以反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谓“红都女皇”事件。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国史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维特克随妇女代表团来华访问，江青给予她超规格接待，多次长时间接见、会谈，陪同游览，期间她大谈她的革命斗争经历，不免自吹自擂，搀杂许多炫耀与夸张。其意是模仿毛泽东款待、结交美国记者斯诺，通过其著书立说而扬名西方世界的故事，让维特克好好宣传一下中国的第一夫人。至于“超规格接待”，在随意性极大的中共体制内本属正常，周恩来自己就经常超规格接待外国尤其是非邦交国的演员、球员、民间团体代表等等，诸如前章提到过的关心人家少妇婚后能不能生孩子之类。故江青此举虽动作过大，出于希望西方学者了解和宣传中国革命、妇女解放的目的，倒也无可厚非。
维特克回国后，香港出版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以“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方式，透露了大量江青和毛泽东的隐私。周恩来将这本未署名、但传言是中央情报局特务的维特克所著的书呈献给毛，毛阅后大怒，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搞四人帮，说出“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这样的重话，迫使江青等人作深刻检查。这场风波也使江青民间的形象大损，在日后的政治角力中失去民意基础。直到一九九二年江青在狱中自杀，维特克才突然出面澄清，她根本就没写过什么《红都女皇》，只写了一本《江青同志》的传记，于一九七七年在加拿大出版。她对一位中国学者说，《红都女皇》事件可能是周恩来为离间毛泽东和江青而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
到处布满周恩来的眼线
维特克是出于研究近代中国妇女运动随团访问中国的，由于周恩来的安排，她才采访江青。在大约六十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周的亲信章文晋的夫人始终在场。谈话的录音带有相当一部份被周恩来要去“审查”，结果不了了之，没有归还。回到美国，中国驻美代表黄华及夫人一再阻止她为江青写传记，包括许诺一百万美元要求她停止研究江青。几星期后，有人乘维特克外出破门而入大肆搜查她家，幸好她的所有资料都放在办公室和图书馆。维特克推测，《红都女皇》的真正作者可能是章文晋夫人。
推测毕竟只是推测，但从当事人端出的这一过程看，不是没有道理。江青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学者的谈话当属“国家机密”，怎么会那样快地流入香港坊间？如果不了解、掌握毛江数十年的情感纠葛，这本书怎会击中毛的痛处，而燃起怒火？
长期抓情报工作的周恩来惯于在对手身旁安插亲信，以随时掌握对方的动态、意图，早为一般的民众所知晓。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认为，林彪的惨败就是因为其女林立衡（豆豆）甘心充当周的眼线，结果匆忙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事后周恩来并不领情，当面怒斥林立衡，没料到后果如此严重而深感绝望的林立衡一度自杀。
周恩来甚至在毛泽东身边都安有自己的耳目，以为通风报信。周深知江青对自己由深恋到深恨的感情转变，而无论是出于自卫，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他这一巧妙的、不现山露水的、四两拨千斤的机谋尽管毒辣，却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