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使数十万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遭到残酷的迫害。（网络图片）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的手段既有斗争右派，也有杀人。毛后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杀人是为了杀一儆百。湖北省汉阳县的三名教师、图书管理员为此倒在刑场上。他们的罪名是煽动汉阳一中的学生闹事。这个县城的初中生罢课并上街游行，抗议教育经费又要缩减，严重影响农村，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他们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全国报纸都刊登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可以肯定，死刑是由毛泽东一锤定音的，他在宣布死刑的头一天(九月五日)到达武汉。他来之前，当地法院对是否判死刑意见不一。
毛政权把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集中在城市里，特别是重点学校，主要培养一小部分从事科学和其他“有用”科目的人才。广大农民的孩子能认几个字就行。给县城学校，国家好歹还投一点钱，村子里的小学几乎分文没有。农家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
即使在城市里，一九五七年的教育经费也受到一次大削减。五百万高小毕业生中，百分之八十不能升学。而一百万初中生中的八十万毕业后不能上高中。“小匈牙利事件”的镇压就是为了防备愤怒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烈焰。
大部分右派都经历了斗争大会，尽管没有拳打脚踢，横眉瞪眼的辱骂也难以忍受。他们的家庭从此成了贱民。为了保护孩子，也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人跟右派离了婚。无数家庭就这么拆散了；多数右派被遣送到边远的地方做苦工。毛需要劳动力去开垦处女地。新华社记者戴煌后来描述他在北大荒的日子：摄氏零下三十八度的天寒地冻，他们一百多人睡在一间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麦秆儿苫顶，“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窝头、玉米渣子、黑面馒头虽然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间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苦工的内容，像在原始森林里伐木，是右派们从来没干过的，锯树中被砸死、砍伤的不计其数。一边干，一边还要听“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耍滑！”
戴煌，这位把北大荒栩栩如生留给后世的记者，是在知道毛泽东搞“引蛇出洞”后挺身而出的。他给毛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共特权阶级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在这个新特权阶级举行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时，“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戴煌反对对毛的神化：“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这个勇敢的人警告毛：“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戴煌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全家部受到牵连，“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二十岁的侄儿，患了心尖办狭窄症，公家只要出二百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戴煌自己九死一生，从北大荒活着回来了。他还算幸运，无数知识分子永远地长眠在那遥远的流放之地。
封杀了知识分子反对的声音，毛泽东集中精力对付中共领导中他认为拖了他军事工业化后腿的人。首先是左右手刘少奇和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打周儆刘”。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训斥周恩来“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着觉。
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写这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意了秘书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秘书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颖超把秘书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邓颖超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周的检讨终于叫毛满意了。这次大会气势汹汹，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是“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后两项罪名针对的是各省领导中为本地老百姓说话的人。其中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说过这样一些话：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不断出现，但上缴的粮食太多，以至于“农民家无隔夜之粮”，“牲口死亡很多，人拉犁拉耙”。他希望少调些粮出省。会上他受到批判，取代他的是善于拍毛马屁的吴芝圃。
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点名地批判他本人在一九五六年说的“宁可慢一点好”这一类话。小组会上，地方大员对刘进行围攻，说他批评得不够，语气太轻。像周恩来一样，刘选择了跟毛走。其他管经济的人也纷纷作检讨。
刘仍然做毛的副手。周恩来感到威信扫地，他问毛“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毛叫他继续干，连外交也还让他管，尽管周已不再是外交部长。毛很清楚，论到在外国人面前给他的政权脸上贴金，没人赶得上周恩来。接替周当外交部长的陈毅后来不无自嘲地说，中国外交都是毛决策，周直接管，他这个外交部长无非是个“大招待员”。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作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得毛在核心领导中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
毛开始强化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毛的个人崇拜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稍有收敛，现在毛为它全面翻案。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他毫无逻辑地说不赞成个人崇拜的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他手下的大员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主要靠报纸，不仅识字的人看得到，不识字的也知道，因为那时中共强迫人们集中起来听读报，不想听也得听。毛搞了一连串基层视察，使报纸有机会大登特登。毛在成都附近一个合作社聊了聊天，报纸马上告诉全国人民：“社员们都说：能够看到毛主席，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里的庄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毛在十三陵水库铲了几铲土，这几铲土大概是毛执政以来的唯一一次劳动，《人民日报》头版跟着就吹捧说：“当毛主席铲土的时候，在周围聚集上万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细看着毛主席怎样把一锹一锹的土送进柳条筐里。毛主席刚一放下铁锹，一个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锹包起来。”他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锨，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所有这一切都在报上详细报导，使全国人民明白这是他们对毛应有的态度。
八月十三日，毛破天荒进了家餐馆：天津“正阳春”。他不仅在餐馆门口下车，还在楼上餐厅里打开纱窗，探出头去接受事先安排的人群的欢呼。毛事后对中共高层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毛俨然已经是皇帝了。
（摘选自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三十九章--杀鸡儆猴的反右派运动后半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