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批斗会，红卫兵们杀气腾腾。（网络图片）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报，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这样指示公安干警：“好人打坏人活该”，“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主动提供管片内黑五类分子的情况”。这意味着，公安部门不会追究红卫兵造反派打死黑五类分子这样的事。
当时传来一个更为恐怖的消息，搞得我们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黑五类分子进行集体杀戮，宣布黑五类家庭成员要杀光斩绝，一个不留。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快被塞满了，他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将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特分子、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该规定要求，这些人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湖南省道县县委书记熊丙恩，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原来的贫下中农协会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称：“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道县各公社党委、人民武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杀反革命分子天然合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进行大杀戮。道县的县城和农村到处张贴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从1967年8月中旬开始，历时两个月，全县采用枪杀、棍打、刀杀、炸死、活埋、沉水、丢岩洞、绳勒、火烧、摔死等多种残酷手段，活活杀死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4千多人，被迫自杀的300多人，涉及全县36个公社、2700多户。
耸人听闻的滥杀无辜也普遍在道县所在零陵地区蔓延，全区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宁远县共杀掉黑五类分子一千多人，人数在全地区排名第二位。宁远县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要求将黑五类分子杀光杀绝，不留隐患，斩草除根。于是，干部们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来，统统推入地窖活埋，成为零陵地区大队一级的杀人冠军。零陵地区其余各县市也杀了几千人，被杀者的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最小的仅十天，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体杀害黑五类和无辜平民的腥风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华县杀害了近九百人，江永县先后杀了三百多人，双牌县杀害了三百多人，祁阳县杀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几天内杀掉一百六十余人，南山县杀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县有十八个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四十天内先后杀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这股集体杀人风，很快就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十月初召集的会议上煽动说：“湖南道县的黑五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黑五类分子，我县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斩草除根，黑五类的子女一个也不留下，否则是个祸根。”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带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这场丧心病狂的行动，集体杀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灵山县竟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多户。看到这些信息和数字，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其滥杀无辜的疯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见，超过了当年的希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