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6年08月06日讯】近日，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何清涟在美国之音上撰文: 共青团改革意在改变组织路线─分析中共的“共青团政治” (1)，文章说：共青团中央近几年走衰，从李源潮调任闲职与他开创的哈佛省部级官员专修班停办，再到青年政治学院取消大专，加上共青团出身的令计划陷狱，这座香火一度旺盛的庙宇终于大降格。但我认为，就本质而言，与其说是习近平要打击所谓“团派”，还不如说他要改变胡锦涛时期的组织路线。
习近平缘何要降低共青团这座庙宇规格？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包括工作力量减上补下、干部选用改革、团建工作改革、加强支持保障等四条措施，所有措施均指向一个目标：结束共青团长期以来为各级中共党委及政府输送人才的政治使命，今后只作为中共“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这一“群众组织”而存在。
早在今年4月25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了共青团中央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今年2月，中央第二巡视组指出团中央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问题。这次通报谈的是团中央针对这些问题的整改情况。最引人注目的是通报中再次提到要完善团干部常态化下沉基层、向基层服务对象报到、每名专职团干部经常性联系不同领域的团员青年等直接联系青年机制。
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的人都知道，团中央作为中共培养和输送接班人的基地的使命行将结束，只等习近平最后发配。
党中央要打击团中央，去年就有迹可寻。2015年8月10日，《北京日报》发布《正厅级团干“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号？》，文中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出了被认为是“团派”干将、中央接班人备选人物胡春华，以及周强、陆昊等多位党政大员的“名讳”，并举出浙江团省委书记周艳被“降格”任用的例子，指其折射出中共高层用人的新方向，而“团组织和团干部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这条消息很快被删除，但结合十八大之后，团中央进入衰势这一事实，其释放的信息引起多方解读，这就是李源潮被审查的消息频频出现的大背景。
但我认为，结合习近平利用反腐等各种方式整顿各省直辖市级领导班子这一事实，《北京日报》谈的应该就是习近平对共青团出身的干部的整体看法。习近平否定的其实是共青团干部出身的李源潮主政中组部后的组织路线，亦即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组织路线。
李源潮任职中组部的组织路线
李源潮出身复旦大学，曾任复旦大学校团委副书记，这是他晋身仕途的出发点。后来的晋升路线，说明李源潮本是作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培养的。李任中组部长之后，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2012年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李源潮虽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却未能晋升为常委，外界已经知道这是李源潮仕途受挫的信号。不久以后，李源潮不再兼任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接替其位。
在李源潮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改革干部提名制和实行竞争择优，从2008年就开始运行“青年千人计划”，作为中组部主导的人才库计划，针对科技和技术领域的人才库培养。
这里必须提一下中共人才培养上的“对外开放”。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中共在政治人才的培养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他们仔细挑选审核一些省部级（含少数将会提拔的厅局级）中青年官员，将这些选拔出来的“政权明日之星”送到国外顶尖大学，在经过特别设计的项目里学习。第一批人被送往哈佛大学，李源潮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李源潮主政中组部期间，中共当局将这个项目扩张到斯坦福、牛津、剑桥，东京大学等国外顶尖大学，至十八大之后这个项目中止时，总共已派遣4000多名官员参加培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个省部级官员培训项目最负盛名，以至许多美籍华人将其称为“第二中央党校”。
哈佛大学这一经验来自于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曾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殖民地，为了加强这些殖民地统治者对宗主国的向心力，这些殖民地国家的王公贵族、达官显要都纷纷将子弟送至英国学习，从哈罗公学的中学时代开始，直到剑桥、牛津，与英国王室勋贵的子弟都有同学之谊，其效果就是英国与非洲、中东等国的外交网络有如同学会。哈佛大学从剑桥、牛津学到了这一宝贵经验并加以应用。我曾就习明泽、薄瓜瓜之事与哈佛人讨论过，当我问及习、薄二位的成绩是否符合哈佛标准时，答曰：“符合。因为哈佛大学选择学生有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培养leader（领导者），这就要考虑学生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力”。当时听了后不得不服，试想，哪位平民子弟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影响力？
团中央下属的青年政治学院，更是从90年代开始，就成为青年干部进阶的专修学校，有段时期其重要性仅次于中央党校。
李源潮这一组织路线在习近平上台后遭到否定。除了停止官员送往国外培训的相关项目之外，中组部于2014年下发《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对班子年龄结构配备作了改变：要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配备，不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在胡锦涛时期，为了让干部年轻化，有过了35岁不提副处、42岁不提厅局级的内部标准，中央政治局亦有七上八下之说。官场当时流传一首顺口溜：“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能力当参照、关系最重要”。为了适应这一组织路线，不少官员想方设法将出生日期修改延后，让自己变得更年轻；同时不惜花钱去读各大学开设的博士班，为自己加上学位之冕。待2014年中组部下发这份“领导班子建设文件”时，敏感之人就嗅出了政治风向：这份文件对胡锦涛时期的干部年轻化思想进行了弱化，针对新“人才计划”培养的重视程度，很难与30多年胡耀邦时期在中组部设青年干部局，建设“第三梯队”时的状态同日而语。
习近平为什么要改变组织路线？
习近平做出这种改变，主要是格于时势。一是方便中央高层留谁不留谁的需要。中共政治局常委现在有七位，除习近平与李克强出生于1950年代，其余均为1940年代生人，王歧山1948年出生，正好在七上八上的门槛之上。如按照以往“七上八下的惯例”，则下届在7常委中有5人需要更换。但如果按照“领导班子建设文件”标准，坚持老中青相结合。则不仅十九大可以自由配搭，延续到二十大也可照行无误。江胡两朝的理论遗产分别是“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本朝皇上已经雪藏。但如今用领导班子老中青相结合，则是直接否定邓小平当年定下的干部队伍建设准则：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以邓小平准则为标准，确定了青年干部培养方向，胡锦涛时期的组织路线，也是承袭了邓小平的方针。
二是治理乱世需要能吏、干吏。胡锦涛时期的前期，缺乏基层经验的共青团中央的官员经常成为封疆大吏，镇守一方。因为胡时期，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均是守成，这些团中央出身的高官也不显其能力之短。但到了后期，腐败成风，内部政治斗争纷起，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形势告急，这时的省地一级领导人，仅仅守成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治乱之才。习近平为了保证红色政权的稳固，对能力平庸的共青团系官员必然产生不满，这是他改换前朝组织路线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