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一词反映了中共权利之傲慢（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8月11日讯】“盲流”成了个常用词，值得讨论之。
一般来说，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些人基于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愿望而流动。他们流动出本乡，流动于路途，流动入他乡，流动在他乡。这就是流动人口。
人类社会是错综复杂的，各人各家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流动人口的原因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俗云，鞋子哪里夹脚，脚丫子最知道。俗又云，气候何处适宜，候鸟最知道。大致说来，人口流动的个人原因，主要者有寻求职业，逃避天灾人祸，逃避压迫和社会困境，寻求较好的生活，等等。有的人幸运，较快地安了新居，乐了新业；有的人则不幸，继续长期地流居无定，等等。自由流动，起码在自己的国家内之流动，这本来是人的基本权利，是常态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健康的社会机制。
不过，中共不这么看。在人口流动问题上，中共从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政治哲学出发，而高度地强调集中，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计划、被批准。曾记否，毛泽东中共教导我们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在党中央的指挥下统一行动”，“听党的话，跟党走，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毛主席的红卫兵教导我们说，“谁敢乱说乱动，就砸烂谁的狗头”。刘邓陶、地富反，当然是狗头了。贫下中农谁出去捡麦穗，或者谁出村逃饥荒，也狗命不值，只好被迫听话，饿死于破庐。岂能忘，那三年大饥荒，三千万农民是怎样地饿死的。农民欲逃饥荒，其命运且如此，遑论进城打工乎？欲逃饥荒，其命运且如此，遑论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当家做主乎？1953年4月中共中央政府所下达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便是较早的证据之一。事实上，党成了唯一的奴隶主，而人民则成了奴隶。
奴隶主头等最高者，蜇居中南海，夏听碣石潮声，冬看流溪月影。次高者，又次者，再次者，各有特权待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有谁体念过人民的苦衷？是为插话。
在人口流动问题的政策层面上，中共强调的是户口制，按计划分配、调动、调配，等等。毛泽东把中国驱使到灾难的深渊，这对每一个过来人都是刻骨铭心的。毛泽东死后，中共开始搞活。于是，人民多了些活路，社会多了些活力，政治多了些生机。不想六四以后，暴政恶政，赤膊回潮，二十几年来，每况愈下。中共任意地把部分流动人口定义为不稳定因素，然后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中，任意地刻意地刁难某些人口的自由流动，定期不定期地清理三无人员，层层监控上访人员，如此等等。于此相应，中共把一切未经批准而自我流动的中国公民叫做“盲流”，把这种人口自由流动状态叫做“盲目流动”、“盲目流入”或“盲目外流”。
中共暴政几十年，创造了一整套中共特色的话语，其中几乎所有的话语都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语言垃圾。“盲流”便是其中之一。“盲流”一词，深深地表现了中共权力之傲慢，表现了它藐视人民，敌视人权。
因为中共暴政垄断了话语权，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舆论导向，占领舆论阵地，落实到基层，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而对异己之见则斥之以“吃饱了撑的？不许讲”，于是久而久之，中共话语便经常成了大众话语。更加上中共长期的城乡二元户口制，以及该户口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而，“盲流”一词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表现了当今中国社会对农村、对农民、对流动入城的农民之严重偏见和歧视。
我建议我们不要继续使用中共的“盲流”一词，而改用“流动人口”，“城市无户籍人员”，“城市新人口”，“流浪者”，“乞丐”、“寻业人员”，诸如此类比较客观化的词语。对弱势群体，我们应该多有同情。圣人曰，仁者爱人，以恻隐之心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