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上被联军俘虏的中共志愿军士兵。（网络图片）
60多年前，数百万中共志愿军先后跨过鸭绿江，投身于所谓的“抗美援朝”战场。数十余万中国军人埋骨他乡，20余万伤员回国治疗，2万余人被俘。此外，还有许多人精神病人，他们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
在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78岁的蒋振娟，思维仍然停留在59年前，医生护士都叫她“小蒋”，问到年龄，她永远的回答都是“17岁”。这些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当年共有417名中共志愿军人来到这里，其中146人长期留在这里休养终老，而现在，只有蒋振娟尚在，在混沌中走到一生的末段。
16岁走向朝鲜战场 精神分裂症混沌一生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转入浙江第五康复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医院。年仅19岁的蒋振娟，就此开始她漫长而混沌的余生。
2010年2月下旬，湖州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里，满头白发的蒋振娟坐在床边的的靠背椅上，低头摆弄衣角，一丝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间或抬起头来，眼神空洞发直，没有聚焦点，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从56年前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问她多少岁？十七。”护士长俞静如说。75岁的“小蒋”，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战争应激反应”下的精神病患者
朝鲜战争，陆续参战的300万中国军人中，有近20万人伤残。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战斗英雄，也有中高级军官。
战后，这些病人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愿军精神病人，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是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和当时国内其他医院的收治情况大体相似，他们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
这些所谓“最可爱的人”，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60年来，他们陆续离世，剩下的人也已处于生理机能整体衰退状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蒋振娟终日枯坐不语，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动辄无故打人。偏执型的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军令”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神经错乱 马玉堂恐战自伤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美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