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右二）访美。（图源：浙江图书馆）
在中共建政后，耿飚将军曾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部长工作，期间，他与华国锋有过工作上的直接接触。在《耿飚回忆录》一书中，耿飚讲述了华国锋修改乔冠华（外长）在1976年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中，毛泽东的遗嘱遭篡改，竟险些成为“四人帮”的政治资本。
耿飚在《耿飚回忆录》一书中说，1976年10月2日晚，华国锋突然打电话要他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刘振华。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毛泽东的临终嘱咐
华国锋说：“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这是错的，毛写的和华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是，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耿飚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华汇报的具体问题，对华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对耿飚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著。”
10月4日，耿飚看到在《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
读著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耿飚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隔离审查“四人帮”
过了一天，华国锋给耿打电话，并派车把耿接到东交民巷华的住处。
耿飚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随后，耿飚分析了“四人帮”要动手的种种迹象：“四人帮”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
“四人帮”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
耿飚说：“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6日晚8时许，耿飚家中的红机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要他坐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他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后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他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员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迅速控制各大媒体
华国锋派遣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要他们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剑英嘱咐道：“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问道：“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耿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好！”华国锋当即提笔给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到广播事业局，要邓岗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最后署了华国锋的名字和日期。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耿飚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对耿飚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他们三人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士兵。当晚将近10点才到达广播大楼。耿飚带着10名士兵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邓岗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耿飚对思索犹豫的邓岗说。
邓岗似乎明白了耿飚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随后，耿飚让邓岗召集了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并宣读了华国锋手令；邓岗又召集各部门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耿飚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汇报：“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而邱巍高当时作了四项布置：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抓捕了“四人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