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张爱玲被誉为旧上海的第一炉香。（网络图片）
我第一次读《孽海花》，赛金花和名臣洪钧的故事，书中诚然情节起伏，然而，看写到张佩伦，才顿时激动起来----呀！这是张爱玲的祖父呀，他在这里呀！
张佩纶穷苦出身，籍贯河北丰润，张爱玲说那里乡野荒僻，“比三家村只多一家。”张佩纶京试后，一举成名天下知，年轻时所有的书生意气都是相似的，他在朝廷上左参一本右参一本，提出改革意见，一时间参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他也参了李中堂。然后，去派去福建，率领北洋水师抗击外寇，北方来的不谙水性的书生，败仗，获罪，被流放到黑龙江。再回京时，李鸿章不计前嫌地招他为幕僚。偶然，在他的书房见到他娇养在闺中的小女儿，惊鸿一瞥。在中堂的暗示下，他翻阅到小姐写下的诗。当中那一句“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是深入肺腑的知己之言，格外地抚慰这位流放书生的心。他潸然泪下。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失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 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盱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侯。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豕冠寂寞犀渠尽, 功罪千秋付史评。
这样的情节，还有这样的诗文，都是身为读者的我们所熟悉的。毕竟，在此之前，我们有《红楼梦》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一路读下来。府邸深沉的钟鸣鼎食之家，失意的人总是要赋诗的，一心精忠报国的书生们，是我们熟悉的从前的中国的情节。
张爱玲在她的私人影簿《对照记》里，以晚辈惯常的忤逆，商榷“基隆”是不是“鸡笼”呢？据说这首诗也并不是祖母写的。然而，她家祖父祖母，也并非不谙文墨，不风雅的----他们是隐居于小园林的神仙眷属，还曾合伙着书呢。写过食谱，虽然那食谱在孙女儿的眼里，照样地并不高明。合写过一部武侠小说呢，当然，是内刊，印了几十部，仅限于家庭成员内部发行——她这样东一句西一句，世人承认的她不承认，世人认定的她否定。然而，她的祖父祖母，是好姻缘，好眷属。在岁月里不刻意记起，也令她刻骨铭心。她这样写：“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是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她写他们的时候，已然孤老一人，看得见的来日无多。她冲淡的笔调，然而无限深情地写下：“ 我没赶得上看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对照记》出版于台湾皇冠出版社，翌年，张爱玲便逝世于洛杉矶。在世人眼中，《对照记》是张爱玲对读者，对人世的告别，一个苍凉的手势。在这最后的文章里，没有她的婚姻和丈夫的影子，也看不见她详细着墨的人生经历。她倒是深情地讲述着她的祖父祖母——终其一生，她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她的家族。我想，那不仅仅是一种血脉的联系。更本真地，是她生活在那个家族里，一如她终生住在《红楼梦》里。
这是一种回归，如落叶在风中辗转，飞旋，仿佛向着天空奔去，却终于叹息着，被大地揽入怀抱。
张爱玲受姑姑的影响，与亲戚间一概不往来，却忠实地记得他们的故事，那些高墙大院的家族里，错综缠绕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创作，取材于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地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长得近乎永生的童年。”在《对照记》和《小团圆》里，她都写到父亲饭后消食的习惯——绕室吟诵古书，滔滔地不歇气的样子，会觉得心痛。因为这满腹诗书在新的时代，毫无用处。
后来写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逐渐地得罪了全族，至少我们晓得，《花凋》里头，“酒精里泡着的孩尸”，“自民国以后时间就没长进”的舅舅家是恼恨她的。
她分明是爱着弟弟的，为后母打弟弟，她流过何其多的眼泪。自己住到母亲家后，对着浴室里的美丽的母亲哭泣道：“要接他来，送他去学骑马……”,在散文《私语》里她写道，她逃出家后，弟弟也不堪凌虐，尾随着姐姐逃到母亲这里来了，“带着一双用报纸包的球鞋。”然而，母亲向弟弟解释，她负担不了两个孩子，于是弟弟依然回去父亲和后母的家，“他流着泪，带着他那双报纸包的球鞋。”——那种儿童的流落无依，格外地跃然纸上。我每次读到这个细节，都会油然地泪盈满眶。
然而，她记恨着儿时的一张水彩画，被人力透纸背地打了横杠——是弟弟干的；后来后母嫉妒她频频去探望生母，从中生事，宣扬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屉里看见一封信，弟弟写着“家姐事……家门之玷”——《小团圆》里，她反反复复提及，反反复复地写。
她看着后母打弟弟，父亲也打，然而，这夫妇二人抽鸦片时，弟弟如一只偎炕的小猫，神情心满意足。这样的情景，一如她看着弟弟挨打，那样令她心灵震颤，那种“一定要报仇”的心意，也渐渐成了个笑话。弟弟是个没有心性的混沌人物，他软弱，得过且过，随遇而安，而且好脾气得不得了，而张爱玲的性情，最是狠毒，绝决的。再大一点，弟弟渐渐地偏向后母了，凡事替后母说话，认为“二叔糊涂，娘是好的。”，在姐姐这里，他的无智混沌，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了。到末了，她对他连同情都没有了。他每每开口讲话，踌躇满志地计划“去做套西装穿穿，再去找个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强笑着道：“你不要再说了呀。”
后来，张爱玲在英文的《易经》里，径直把这个角色，写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来，实在是没价值的。
后头看她弟弟张子静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张爱玲小说里头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忆起父亲，母亲，姐姐，一律都有温暖底色。他抱歉着自己这样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实在是配不上那样飞扬的姐姐。然而，他以她为骄傲。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在美国与劫后余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写信向她要钱，她则回信抱歉地说帮不上他——依然是一样的情节，礼节齐全的互相问候，伸手要钱，以及好声好气却斩钉截铁的回绝。这样的豪门望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换代了他们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脉络，寻常的情节。男人们个个都在伸手要钱，一辈子都在伸手要钱。张爱玲的精明，则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没什么两样，总之，要钱是没有的。论起烦难，她板着指头也能诉苦诸多。
在《小团圆》里，她写她家的那些仆人们，那里还保存着一个乡村伦理的社会，有帮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厨房，长年横七竖八的睡着人，总是有从安徽乡下来的，仆人的亲族乡亲人等。有一回，奶妈的儿子来上海找个糊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门口，由奶妈将残羹剩饭热了来吃，夜里则睡在厨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这样的细节，想来是刺激她的。这些穷苦的乡下人，还是有着最本质的舔犊之情，乡情伦理。而这些做主人的，饱读经纶，脑子里都是西来文明最表面的那一套冷酷的东西，钱攥得紧紧的，儿女亲情都是累赘，为了钱，兄妹之间可以打官司，为了钱，可以被收买和背叛，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而她的母亲，则是五四精神的最强有力实践者，她看不上丈夫，于是与之仳离。抛下儿女，过了自在潇洒的一生，老死于异国他乡。
然而，纵观她们的际遇，没有了大家庭的背景，她们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那样的燃烧和自保，都是微弱而辛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