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中国和英国老人的不同观念。(网络图片)
网络上流传一故事，引发许多大陆网友的回响。故事是一位中国老人向英国老人抱怨儿子儿媳不孝顺，原因是他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拔长大，而且送他出国深造，但儿子却问他愿不愿去住老人公寓，这位中国老人认为那是孤寡老人才去的地方，然而，这位英国老人的回答却是：“老人公寓很好啊，我现在就住在那里。在那里结识到许多新朋友，平时生活遇到麻烦，还有专业人员帮忙。”中国老人问：“如果你有了病，难道不需要孩子照顾你？”英国老人回答：“我如果生了病，老人公寓自然会送我上医院。”中国老人又问：“如果你进了医院，需要陪床，难道不是你孩子？”英国老人回答：“我家孩子只要来探望我，我就很高兴了。”中国老人再问：“如果你付不起医药费，难道不需要你孩子管你？”英国老人再回答：“我们住院免费，不花钱。”最后中国老人感叹：养儿防老对你们英国人看来完全不适用。
从中国大陆的现状看来，这完全不仅是个网络故事，而是不得不正视的现实，且故事中两位老人间的对话，也不仅是文化或观念的差异，还涉及到社会制度建构的基本问题。近年人口“老龄化”议题几乎被各国提升到“国家安全”问题，所谓人口“老龄化”意指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按照联合国标准，一是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7%，另一则是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该社会称为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大陆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3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10%，按此比例，中国大陆已成为人口老龄型国家；且快速上升到目前的七分之一，按此趋势，到2050年将会达到三分之一，成长速度极为惊人。
因此，故事中中国老人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是所有人都会遭遇的困境。因为中国大陆人口老化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尚低与低生育率之境况，首当其冲的便是“养老”问题。肇因低生育率，致使家庭规模变小，核心家庭和小家庭成为趋势，家庭结构缺少供养和照料老年人的资源，社会也欠缺照料高龄人口的老年服务与福利措施建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处在现实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尤其在农村地区造成莫大冲击。随着农村年轻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和程度皆高于城市，65岁及以上的老人与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身边无子女比例，均显着高于城镇。因此，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全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丧失，将让农村养老问题在高龄化社会到来之际，显得格外棘手。
再来则是故事中英国老人愿意待在老人公寓的主要原因是：有专业人士照顾，且看病费用低廉，甚至免费。医疗保险制度的建构对中国大陆许多民众而言，几乎是痛中之痛。透过历次普查数据显示，大陆人口在平均寿命延长的同时，人口的不健康预期寿命也有增加趋势。同时，人口老龄化过程从流行病学角度，反映疾病模式转变，从传染性、寄生性疾病转向慢性病、变性疾病为主。两方面皆反映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亦可能导致巨大的人力和社会资源投入。加上目前尚未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愈加突显出财富留在城市，养老和医疗负担留在农村的结构困境。
再者，“高龄化”与“少子化”的结合，就意味着人口负担过大、劳动力下降，以及医疗、社会福利与财政负担加重、基础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这对相关经济、社会与政治条件均不足以支撑高龄化社会的中国大陆来说，将是一大严肃挑战。虽说目前大陆积极推动包含医疗与老人照护的社会建设，但此一议题绝非中央政策喊喊走过场就会有效果，这除涉及能否对症下药，政策的执行能力外，还关乎整个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志愿团体”加入其中，以台湾的发展经验来看，医疗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在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让国家与社会都有能力进行合作，缓解人口高龄化所带来的问题，而这点，似乎是中国大陆应该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