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的一部匡政巨著 。(网络图片)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的一部匡政巨著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目的在于寻求治国理政的要领，因此用《治要》作为书名。
（一）亡佚千年重现中土
这样一部珍贵的典籍，因为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加之唐末战乱，致使此书至宋初已失传。非常幸运的是，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了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根据日本人细井德民为《群书治要》写的“考例”中谈到，“慎重考察我国（指日本）历史，承和、贞观年间（‘贞观’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号，相当唐干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御前屡次讲解此书，距离现在几乎有一千年了，而（中国）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提到的，可见此书（在中国）已经散失很久了。”
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宽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东土。
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书治要》得以传世。
20世纪90年代，驻外使节人员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带回中国后经过专业人士的点校和考译，经过数年，在2011年，《群书治要》的考译版本终于在中国出版发行，各种注译版本也陆续出版，广大的民众终于有机会再次目睹这部千年古籍的风采。
（二）书成的由来
魏征是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而青史留美名，为后人赞誉称道。魏征在《群书治要》序言中，阐述了《群书治要》书成的由来，并且高度赞扬了唐太宗的德政。
魏征在序言中写道，“圣上您生来富有才智，有着生而知之的圣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为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潜移默化的改善了社会风俗，教化出了前代国君没有教化出的良好社会风气；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了历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北方异族的地域都归入了大唐的版图，远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学习穿戴我朝的服饰。天下和平安宁，人民生活美满。然而我皇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态度谦恭温和，处处以尧舜为榜样，言行有依有据，完全考察古圣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颜，更要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得到治国的大道。”[注]
“皇上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内容繁多，百家的学术非常驳杂，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这些典籍，以此穷究天地万物之理，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阅读，泛泛的浏览，虽然很广博，但却不得要领。因此，就下诏让臣等采集摘录各种书籍，删除削减淫滥迂腐的内容，使古圣先王的传世典籍得以彰明显扬，发扬光大。”[注]
“圣上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治国理政的方略。我们从群书中选取重要的文段，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张。我们力求摘取书中的精华内容和深刻思想，学习圣贤宏大深远的志向，力求全面搜集古人治国的纲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注]
《群书治要》从六经开始至诸子百家的著作，时间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晋朝，全书原本编为五册，共计五十卷。
（三）《群书治要》内容
《群书治要》是如史诗般的鸿篇巨着，内容极其丰富、包罗万象，蕴含大量名句、格言、警句。唐代道家修炼得以广泛弘扬，求道访道者非常之多。太宗扶持正教，不计教派。归正儒学，遵崇道家。这在《群书治要》的摘选内容上可以体现出来。
《群书治要》全部五十卷目录如下：
卷一 周易；卷二 尚书；卷三 毛诗；
卷四 春秋左氏传（上）[缺][后补]；
卷五 春秋左氏传（中）；卷六 春秋左氏传（下）；
卷七 礼记；卷八 周礼周书国语韩诗外传；
卷九 孝经论语；卷十 孔子家语；卷十一 史记（上）；
卷十二 史记（下）吴越春秋；卷十三 汉书（一）[缺][后补]；
卷十四 汉书（二）；卷十五 汉书（三）；卷十六 汉书（四）；
卷十七 汉书（五）；卷十八 汉书（六）；卷十九 汉书（七）；
卷二十 汉书（八）[缺][后补]；卷二十一 后汉书（一）；
卷二十二 后汉书（二）；卷二十三 后汉书（三）；
卷二十四 后汉书（四）；卷二十五 魏志（上）；
卷二十六 魏志（下）；卷二十七 蜀志吴志（上）；
卷二十八 吴志（下）；卷二十九 晋书（上）；
卷三十 晋书（下）；卷三十一 六韬阴谋鬻子；
卷三十二 管子；卷三十三 晏子司马法孙子兵法；
卷三十四 老子鹖冠子列子墨子；卷三十五 文子曾子；
卷三十六 吴子商君子尸子申子；
卷三十七 孟子慎子尹文子庄子尉缭子；卷三十八 孙卿子；
卷三十九 吕氏春秋；卷四十 韩子三略新语贾子；
卷四十一 淮南子；卷四十二 盐铁论新序；
卷四十三 说苑；卷四十四 桓子新论潜夫论；
卷四十五 崔寔政论昌言；卷四十六 申鉴中论典论；
卷四十七 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政要论；
卷四十八 体论时务论典语；
卷四十九 傅子；卷五十 袁子正书抱朴子
（四）名传海外影响深远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得到日本皇室的高度重视。根据日本岛田翰着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日本《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由此可知，《群书治要》在唐文宗时已传入日本。至唐僖宗时，日本清和天皇任然“与大臣共研读之”。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号）四年（公元1305年），《群书治要》“以右大办（日本官名）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
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写道，“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领导人民、侍奉国君的人是不能够忽略这本书的。”林信敬还提到，“《群书治要》首先让我们明白了治国的大道，而后才能够明白政治上的举措；先让我们明白设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后才能明白学习的方向和归宿。从深奥的训诰、典谟到雄辩博大的史书、诸子百家著作中，把关于治理国家、劝诫君臣百姓的内容都一一选出，而没有遗漏。”[注]
（五）鉴览前古贻厥孙谋
魏征认为《群书治要》不同于以往的《皇览》诸书，它汇集了全书精华的片段，并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书的体例，以便见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结果。并且像丢弃春天花朵只采摘秋天的果实一样，删除无关紧要的内容，辑录下经世治国的道理。一书之中，选录的内容，结构完整；一件事情，录选的内容，全面完整。
魏征对《群书治要》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庶弘兹九德，简而易从。观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业，开荡荡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并天地之贞观；日用日新之德，将金镜以长悬。”大意是，用在当今，可以用它作为学习古人经验处理现今事情的一面镜子；流传将来，可以提供给子孙后代作为吸取经验教训的宝典。把其中的内容加以引申，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则，希望发扬光大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美德，简便而且容易照做。借鉴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可以不用急促就能够自然快速取得治国的成效，从而奠定王朝的基业，开创以道德仁义治国的大道，建立可以持久和广大的功业，如同天地一样恒久的守持正道而为人们观仰，让日用日新的美德，如同一面金镜，高高悬挂，光照后世。
（六）唐太宗赞《群书治要》
唐太宗在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征上手诏》中写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群书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群书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千古承传而不中断，而且不断丰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典籍，数量之多举世罕有。这些典籍，让中原的后世子孙蒙受福荫，也传向世界，恩泽各方。经过千余年的岁月沧桑，《群书治要》历经坎坷，终于这部千年古籍、盛世宝典重现东土，让后世的中土众生再次蒙受太宗的恩惠。
文献参考及出处
魏征等编，《群书治要》，唐
董诰等编，《全唐文》，清
吴兢，《贞观政要》，唐
[注]：此处为参考白话译文，原文古文请参阅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