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博主“华夏正道”，本名郑景贤（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2月20日讯】据海外《新唐人》网站报导，2015年2月被公安非法抓捕的大陆知名博主“华夏正道”（郑景贤），将于2016年12月底被宣布判决。郑景贤在被关押中写的自辩词《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日前从狱中传出。
他指出，中共的司法机关无论在证据方面，还是程序和法律条文方面，都是违法的，已经没有向它们申辩的必要，对它们只能是拒绝配合。也希望能借此篇文章让广大的中国民众了解事实的真相。
以下摘录自郑景贤的自辩词《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我，郑景贤，因为网络微博、微信言论于2015年2月3日被广州海珠公安非法绑架，随后被关押于广州市海珠看守所，于2015年3月13日因证据不足不批捕而被海珠看守所释放。但公安并不肯放过我，假借取保候审可以监视居住的名义用暴力手段把我绑架至黑监狱，即广州市法制教育班，期间一直被关押于一小房间内，失去人身自由，无法会见律师与家人，被强制洗脑。三个月后公安以掌握所谓的证据为由对我实施批捕，于2015年6月12日再把我关押于海珠看守所。至今总共失去了671日人身自由。
在提笔写自辩词之时，再三疑虑，我是否应从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和罚刑法定等角度来为自己辩护？因为公检法根本没有任何证据，鉴定人的鉴定报告是胡编乱造的，所谓的口供证据也是没有签字的，从法治角度此案完全不成立。那我是否应从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程序违法、冤假错案等角度为自己辩护？因为公安并没清晰出示搜查证就搜查我的居所，抓捕时对我实施拳打脚踢，黑监狱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和对我实施强制洗脑，曾逼到我绝食抗议，公诉人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只用逻辑推理进行起诉，整个程序都是违法的，此案完全不成立。那我是否应从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天赋人权等角度为自己辩护？因为公诉人是以我的网络言论中涉及信仰话题为由对我进行起诉。当一个人说真话而变成罪犯的时候，这不是我的耻辱，而是整个文明社会的耻辱。因言获罪，文字狱，侵害信仰自由是违反人类普世价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案完全不成立……既然案件完全不成立，那对我的审判就完全是违法的，那我又为什么要向法官自辩呢？所以我决定绝不配合公检法，我要否定非法审判，我拒绝向法院提交我的自辩词。
但是我仍然要写自辩词，对像却不是法官，而是社会公众，目的是揭露事实的真相，曝光有关部门的邪恶，鼓励正义良知继续前行。我的自辩词谈的不是证据，不是程序，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法治、信仰、普世价值与道德良知，更是我们这一代需要为我们下一代承担的责任。
在失去人身自由的671天里，我不断问自己三个字：“为什么”。为什么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要讲真话？难道我不知道彭德怀是怎么死的吗？难道我不知道林昭是怎么死的吗？难道我不知道任建宇、谢苏明、彭宇也是因为网络言论而被抓吗？知道！我可以肯定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要说，我还是要坚持讲真话，那是因为中国的乱象太多太多了……
道德败坏——老人摔倒却没人敢扶，小孩落水却没人敢救，幼女被强奸却没人制止；环境污染严重——全国普遍出现雾霾，北京市肺癌已取代肝癌成为第一癌症，外国人在北京上班甚至有15万人民币呼吸补贴费；贪污腐败触目惊心——且不说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这种大老虎，单单深圳村官周思伟就有76栋楼，内蒙古煤炭局的科级干部贪污1亿元，广东省物资集团原董事长庄耀贪污5.7亿元；食品危机——牛奶有黄曲霉素，吃酸奶有烂皮鞋，吃馒头有染料，喝绿茶有颜料，涮火锅有工业石蜡；信仰危机——无神论大行其道，人们不再相信善恶有报，什么坏事都敢做，反而导人向善，劝人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却遭到抹黑镇压，形成一种坏人得势，好人被欺压的扭曲社会形态，而上述的道德败坏、环境污染、贪污腐败、食品危机、还有生态危机、司法不公、医疗事故、人群侵害等问题都源于信仰危机。
也有人惊讶地问：“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一，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盛大项目，北上广高楼大厦树立，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那到底要糟糕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你清醒呢？
有人为了赚一点点小钱，把带有爱滋病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的身体，于是河南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爱滋病村。有人为了发财，制造带有三聚氰胺的奶粉，把千千万万的初生婴儿送进医院，更可怕的是犯罪官员得到包庇，甚至被降职一年后又得到升迁。有人为了逃避责任，撞到人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来回碾压，更可怕的是因行凶者身份是官二代而免于承担刑事责任……天真的孩子坐在教室里，却被校长带去开房，可怜的村民因守护土地被断水断电被毒打甚至被逼自焚，正义的网友因说几句批评体制的话而被抓捕……
而我们自己，无动于衷地吃喝各式各样的化学元素，呼吸有毒的空气，在高赋税高房价高物价下苟活，看着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个亿一个亿的贪污，却不敢说一个“不”字。
最初，这里的我们也包括我，因为我不是《国王的新装》的小孩，小孩讲真话是因为无知者无畏，而成年人有很多顾虑，说真话则需要莫大的勇气，而我并没有这种勇气，我很自私、很享乐、很懦弱，只专注个人发展，努力学习考上华南理工大学，然后又努力工作，曾在两家世界500强企业通用电气与甲骨文供职，后来又去创业，并在广州买了房子，过着所谓的小资又安逸的白领生活，像其他国人一样选择明哲保身，尽管晚上睡觉时受尽良心的拷打，第二天却又若无其事地过日子。
然而，社会的乱象并不因我的沉默而变好，反而更糟。湖南八岁的幼女被11名警察强奸，乐乐其母唐慧去上访却遭到劳教；海南某小学校长带6名幼女开房，广州隋牧青等律师去为幼女提供法律援助却被赶出海南；高智晟、唐吉田、江天勇等律师因为帮法轮功学员辩护却遭到各种镇压，甚至有些人为唐吉田送饭都被阻止……当我得知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坐不住了，欺压弱小与好人是一次犯罪，掩盖真相是二次犯罪，镇压为弱小与好人挺身而出的人是三次犯罪，这样的社会环境是多么的黑暗。我想逃，但是又可以逃到哪里呢？造皮鞋药的人以为不吃药就很精明，却不知午饭就吃着瘦肉精；造瘦肉精的人以为吃菜时用火眼金睛识别肉食就很精明，却不知吞下去的就有地沟油；造地沟油的人以为少吃饭菜多喝牛奶就很有营养，却不知牛奶里有黄曲霉素，中毒了进医院，吃下的药就有皮鞋原料。在这样人人投毒人人互害的环境里，谁又能幸免呢？真的是逃无可逃。即使我可以逃，我以及我的亲戚朋友下一代呢？难道我忍心让他们仍然生存在一个道德败坏、司法不公、贪污腐败，甚至连吃饭呼吸都不安全的环境里吗？沉默是罪恶的帮凶，我则是对我们子孙犯罪的帮凶。
想起台湾龙应台教授的一句话：“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者。”
于是，我选择用微博发声，为社会正义略尽绵薄之力。
但是，做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首先，要放弃种种赚钱的机会。其次，遭遇一些朋友家人的不理解，他们的理由是“过好自己才是正道，莫管他人死活。”再次，放弃的不仅是名利，还可能是人身安全——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当你决定说真话的时候，你已走上通往监狱的道路。前面已有数不清说真话的人遭遇惨痛的镇压。但我已是退无可退，我要站出来讲真话，因为世界需要良知，世界需要公平正义，世界需要真、善、忍。
在我写微博的过程中，凭良心说话，帮助很多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我曾为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案和聂树斌案等案件呼吁，为正义的声音加一份力，2014年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平反，2016年聂树斌案平反；我曾帮助一些个案平反冤屈，其中一案是浙江强拆案，该访民（网名@三毛说法）上访七年得不到回应，反而被开发商绑架恐吓,他在多重打击下,精神错乱到要效仿冀中星去公共广场自爆，用以报复社会，得知他的想法后，我万分紧张，使用微博资源扩散他的冤情，并给他提供一系列维权建议，力劝他打消轻生的念头，最终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公安立案，又经多番努力，他获得赔偿，事后每次她遇到我都叫我救命恩人，此事不仅救了他一人，也救了可能因他报复社会而受害的人。
与此同时，我也揭示了社会与体制的种种问题，如冤假错案，侵犯人权，迫害信仰等。但我的言语是理性温和的，我曾比喻自己是扁鹊，我不断告知中国体制有病，目的是不想其得病而死，督促其早日医治，但我的下场却变成了华佗，本想救曹操，却被误会而成为阶下囚，这不是我郑景贤的悲剧，而是执政者的悲剧。
事实上纵贯古今，限制真话对一个国家有极大的危害，甚至会导致亡国，袁世凯曾犹豫是否称帝，其儿子袁克定为了成为太子，制作了一份又一份假报纸让袁相信称帝是民心所向，日本及各国皆支持其称帝。结果袁称帝后，遭到滔天洪水般反对，各地纷纷起义，自此江山断送，人也气绝身亡。秦朝二世胡亥听说各地造反，指鹿为马的赵高称“关东盗贼成不了大气候”，然后追查并杀掉传这一类消息的人，最后没人敢对胡亥说真话，最终强大的秦国被项羽所灭。隋朝的杨广最畸形，他不像袁世凯、胡亥那样被闭塞言论，他本人就不喜欢听真话，有官人对他说：“外面人人想谋反”，他听了大怒，杀了官人，自此没人再敢说真话；不久，杨广被宇文化及所杀，隋朝灭亡。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说话的年代，1917年美国参与一战，几百名公民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甚至一个五十多年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而被起诉，后来美国政府发现，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政府占了便宜，其实这会导致美国亡国，于是美国不断改正，废除所有限制言论的法律法规。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但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苏联与美国曾是世界两大对立的强国，但最后苏联亡国了，美国却强盛不衰，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苏联限制真话，而美国保护言论自由。
难道广州市公检法真的容不下如此理性温和的声音吗？真的要伤透那些对改革仍然抱有期望的人的心吗？真的要一路走到黑而不知悔改吗？
尽管我身在看守所，受尽各种折磨，但是我仍然没有后悔曾经努力忍住愤怒，用温和理性的方式建议体制变革，因为如果呼吁以恶治恶，以暴易暴，只会造成民众与执政者激烈冲突，产生双输的局面，法轮大法最伟大的地方在于用“真、善、忍”劝导世人向善，使道德回升，以善良化解矛盾冲突，让恶者悔过赎罪，让善者匡扶正义，促进社会以最小成本完成变革。
在我失去人身自由的671天里，我一直密切留意局势，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政府不至于像蔡桓公那样自闭与讳疾忌医，对自身的疾病仍然采取一定的医治行动，我曾说：“计划生育是践踏人权，侵犯自由，破坏人口红利。”结果2015年11月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我曾说：“中国贪污已达到人神共愤的地步。”结果近几年周永康徐才厚等大大小小的贪官纷纷被抓捕。又如我曾说：“中国公检法相互勾结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让老百姓毫无安全感。”结果近几年全面推进司法改革，聂树斌等冤假错案纷纷被平反。
但是计划生育仍然没被废除，贪官仍然很多，冤假错案仍然层出不穷，法轮功仍然被迫害，敢于说真话的网友仍然被抓捕，敢于维权的访民仍被迫害，敢于为民请命的律师仍然被镇压，体制原有的很多很多问题仍然存在，这些社会不公所积累的公民怨愤，已经给中国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负能量，中国正划入革命化趋势，导致公民与政府出现双输的局面。社会形势给予习近平改革的时间越来越少，改革与革命正在赛跑，如何避免革命的发生呢？惟有崇尚司法公正的法治，复兴中华传统道德，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平反六四，平反法轮功，让民众明白“真善忍”的美好与意义，这样才能重建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为中国公民提供底线的社会正义，让中国公民感受到公平正义。
哪怕身在看守所，我仍然会放下仇恨，以最大的慈悲向习近平当局谏言：希望尽快落实依法治国，平反法轮功，完成体制变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与良心犯。
尽管我身陷险境，受尽各种苦难，我出事后姥姥过世，我没机会见她最后一面；我出事后母亲病得不能下床，我没机会在她身边尽孝；我出事后父亲因过于伤心想自杀，我没机会在他身边开解他；但一想起我说过的一句句真话，帮助过的一个个弱势群体，挽救过的一条条生命，自然是毫无遗憾。即使我入狱，还收到山西、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各地朋友寄来的明信片，更为我出钱出力，让我深受感动。
坐牢并无什么值得伤心的，关键是为什么而坐牢。吕秀莲被国民党判处12年，但在台湾开放党禁后，其成为台湾的副总统；甘地多次坐牢却成功推动印度独立；曼德拉坐牢27年后成为南非总统；昂山素季曾被多次软禁，2016年成为缅甸掌权者。一个又一个实例说明了，台湾成功了，印度成功了，南非成功了，缅甸成功了，中国还远吗？
“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坚持不懈地追求公平正义，让你我的下一代生活在一个自由，法治，道德的社会，让你我的下一代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可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让你我的下一代可以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必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可以自由地看自己想看的书，上自己喜欢的网站，下载自己喜欢的资料，可以自由地在公园炼功而不受干扰。
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责任编辑:司徒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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