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刑讯逼供的首创者——毛泽东。（网络图片）
刑讯逼供，古已有之。但历来都受道义谴责。特别是时代变了，《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以后，人权被明确为全人类的最高价值观，地球进入到了空前文明的新时期。战俘——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都不许虐待，岂能容对尚未定罪的公民滥施毒刑屈打成招？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在近几年明令禁止以前，刑讯逼供一直是光荣传统。
“哪个朝代没有冤死鬼？”——此话不错。但动用国家暴力刑讯逼供，大面积制造冤假错案，就规模而言，现代中国的确无与伦比。
一、中共刑讯逼供的首创者
肃AB团运动开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血腥肃反的先河。毋庸置疑，其间刑讯逼供大显神通。（AB团是江西国民党内的反共组织，1927年4月2日在共产党暴动中瓦解，以后不复存在。3年多后毛发动的肃AB团运动，实质上是假肃AB团之名铲除革命队伍内的异己力量）
毛泽东发动的这第一场暴力运动始于1930年2月。在红色革命草创时期，在小小的赣西南苏区，在仅有几万人的革命军民中，共产党杀共产党，杀了5,000人！——大大超过国民党军队的战绩——其主要手段就是刑讯逼供。
当时，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当时的凶手们并非自作主张，而是遵命而行——
6月25日，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
毛泽东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新领导人、毛的老部下曾山，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分子，信中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务必会同李同志（笔者注：指毛的爱将、肃AB团运动指挥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因此，红20军官兵被逼上梁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富田事变，激发了江西苏区党内同志、红军官兵对毛泽东更大的不满情绪。但毛毫无愧怍，1930年12月20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在这封答辩信中，他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
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在毒刑之下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他们系货真价实的“AB团”。
这是革命道理吗？
就是这种逻辑，在灭绝人性的红色革命中备受青睐，于是迅速蔓延全国苏区，刑讯逼供大发其威，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数不下10万之众！——提着脑袋造反的革命者，没有被敌人枪杀，却倒在了领导者和同志们的棍棒铡刀之下（其时缺乏枪枝弹药）
二、群众运动——刑讯逼供最大化
毛泽东偏爱群众运动——因为群众运动的个性与毛泽东惟肖惟妙：富有激情，易于冲动，无法无天，恣意横行。
在毛泽东接连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刑讯逼供无不大显神通。
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打手、刽子手，无不提心吊胆，胆战心惊！
在无数史料中，所有受过酷刑的人，几乎异口同声说过同一句话：生不如死啊！承认不行，不承认也不行！
最后，受刑者无一例外，全都鹦鹉学舌：你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三、毛泽东时代，刑讯逼供——国家暴力创奇迹
短短28年，毛泽东连续不断地发动整人害人的政治运动，刑讯逼供大施淫威，整了一亿多人整死两千多万，创造了遗臭万年的世界记录。
四、新时期，国家暴力制造罪恶规模大大缩小，但冤案依然不断产生
改革开放之初，中共中央中止政治运动，因而国家暴力制造罪恶的规模大大缩小。但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专制之下缺失公正，刑讯逼供照旧肆虐，因此冤案依然不断产生。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