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死亡税率，中国还有死亡利率和死亡吏率。（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1月2日讯】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7年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如此看来，中央已经认同企业税负较重的看法。我们先看看中国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是指一个经济体的政府全部税费收入占GDP的比重。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6,708亿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52,217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3,088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2,33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560亿元。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3,028亿元。这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包括了国有土地转让收入3.25万亿元。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当中一部分上交给财政，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后者占前者的11.1%。
一个正常口径的宏观税负应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国有企业利润本来归国有企业的出资者即政府财政所有，也就是属于财政收入。至于政府把89%的国有企业利润留给国有企业使用，那相当于政府支出其财政收入，把这部分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给国企。
计算这样一个正常口径的宏观税负时，就是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以及国有企业利润加起来除以GDP。由此可以得到2015年中国正常口径宏观税负为38.5%。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拥有“三乱”收入（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趋缓，这种“三乱”抬头的问题是存在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越是拮据，“三乱”问题越会变得严重。完全有理由保守估计地方政府的“三乱”所获占GDP为1.5%，那么宽口径宏观税负还会增加1.5个百分点。这种估算是有道理的，“三乱”的规模是不透明的，但不会少。地方政府通过“三乱”，实际上从GDP中继续抽取了大量的资金或者占用其它资源，相当于继续征税。于是，2015年宽口径宏观税负占GDP的比率，至少为40%。
中国由于以间接税为主，宏观税负中大多数税负是由企业承担。但是民营企业绝大多数在竞争性行业，挣扎在竞争剧烈的“红海”当中，其产品所面对的需求弹性大，民营企业难以转移税负。目前一些学者认为民营企业税负是间接税，就容易转嫁税负，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正常经营的企业而言，也许能够承受一定的税负水平，但是加上社保费率问题、融资问题、债务问题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问题、甚至地方政府部门骚扰等等，就会使得民营企业无以为继。由此看来，民营企业税负不仅仅是一个反映其绝对纳税额的绝对概念，也不仅仅是反映税额占营业额、净资产或者净利润某个比例的相对概念，它也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其它企业成本的相对概念。
目前很多民营企业同时承受着税费负担、社保费率、融资难、债务负担以、经济周期影响问题以及地方政府骚扰问题。这些方面的减负或者局面改进，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均能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最近著名财政学家李炜光教授在讲一家著名民间智库的论坛上谈到“死亡税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民营企业阶层的几乎一面倒认同，与财税部门的声音几乎对立。李炜光教授指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过高，过高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死亡，相应的税率或可以叫“死亡税率”。李教授的意思是，如果让民企按照规定的税率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叫“死亡税率”。
其实，民企的惨景不仅仅限于“死亡税率”，很多民企还面对着“死亡利率”，甚至“死亡吏率”。
大量民企依赖借民间高息贷款生存。如果是短期贷款，还能撑一撑，累计金额大了，借入时限长了，就是要它们死的“死亡利率”了。
此外，经济增长趋缓之时，地方政府部门寻找增收的需要增加。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部门来骚扰，还可挡一挡，化解化解。如果多个地方部门来骚扰，那就面临“死亡吏率”。“死亡吏率”是指参与骚扰的地方部门占全部政府部门的比率达到一定程度时的比率，比率大了，骚扰次数多了，骚扰力度大了，民企也就死定了。
“死亡吏率”问题由于近年来的严厉反腐，应该不会特别严重。但是这种问题在局部地区出现过。几年前沈阳出现过多个政府部门联合执法，到了哪个店铺，哪个店铺就倒霉。重则关门，轻则罚款。据说在中部地区一个城市，去年曾经把一批民营企业家关起来，下达补税指标，补完即放。
在一些财税收入和GDP事实上严重下滑的地区，应该要严防出现“死亡吏率”的冒头和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