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一个阴阳两面人的行为。（网络图片）
事实上，周恩来与其他中共老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态度。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然而，这场运动却是要由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再由下层普罗大众自下而上完成所谓的“夺权”斗争。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党的各级干部，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丶国家主席，下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都属或被批判、靠边站或被打倒被夺权之列，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影响之巨，都创造了历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当属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当属被冲击却要“烧而不焦”之列，这些无疑都在毛泽东的全盘考虑之内，有时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更要根据他们在“文革”中的具体表现加以区别对待，而周恩来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文革”结束后，不少中共老干部都曾深情地回忆周恩来对他们是如何保护的。笔者不否认周恩来的确有条件地保护过一批老干部。但是，保护和关照的前提却是要看毛泽东、江青的脸色行事，绝非周恩来自己能擅自作主。比如邓小平这位刘少奇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毛泽东并不想将其彻底打倒，而是区别对待，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割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适当的关照。
刘少奇、邓小平虽属同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有打倒了刘少奇才能证明“文革”运动的及时、正确，但是邓小平原本就是毛泽东的自己人，是毛泽东曾经属意的接班人之一，“文革”前邓走到刘的一边，引发毛的不满，需要整一下，但是毛并不想彻底整死邓小平。外边大批、特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邓小平本人却还住在中南海，安然无事，并未遭受刘少奇那般摧残和折磨，后来因为对苏战备，邓被“疏散”到江西，但却住进了将军楼，还有夫人、子女、秘书等生活在一起，并未遭什么罪。这些当然是出自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负责实施而已。王力回忆说：“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
这里我们还必须论及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的关系。据王力回忆，大约在1966年的5月，中央成立了专案组，这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并列的机构，直接对毛泽东负责，专案组下设四个分组，分别由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负责，而周恩来就是这些专案组的总负责人。以后这些专案分组的负责人有所变化，但是周恩来却一直担任这个总负责人，直到去世。中央专案组在其成立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也搞了不少类似的专案组，其存在期间搞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案子，这些案子可以说毫无例外都是冤假错案，这实际是中共极左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周恩来作为这些专案组首要负责人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具体而言，对于那些被打倒的高层人士，都必须有毛泽东、周恩来的签字、批准。何人应被软禁在家、画地为牢，何人要被软禁在北京卫戍区或送到外地隔离看管，以及何人要被关进秦城监狱等，这些都要由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视具体情况而定。
比如，刘少奇是毛泽东“文革”运动当中首要被打倒之人，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在对刘少奇的处理方面，周恩来是很严厉的。刘少奇先被在自己家中隔离起来，画地为牢，再交由“群众”批斗，随后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以至后来刘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以及转移到河南开封而死于当地，周恩来对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贺龙是毛泽东“文革”开始时一直防范的人物，随着刘邓倒台，贺龙也被毛泽东批准隔离审查。据知情人透露，对贺龙，周恩来则是自己直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贺龙被软禁在国务院西山象鼻子沟的战时指挥所，由周恩来的卫士长杨德中直接管理。贺龙因病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死，周恩来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另据知情人士披露，罗瑞卿是“文革”爆发前即被毛泽东打倒的军队领导人，罗瑞卿“文革”中的医疗管理也由周恩来直接负责，解放军总医院关于罗的治疗事宜只向周恩来一人报告，其他人均无权过问。解放军总医院只能提出医疗方案，但无权决定，所有治疗均需经过周恩来的批准方可执行。如果说罗瑞卿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医疗而导致腿部残疾，这不是正说明了周恩来应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吗？“文革”中军内造反派曾经对罗瑞卿进行过残酷的武斗，甚至用箩筐将罗抬至批斗会场。罗瑞卿当时由中央警卫团负责看管，若无毛泽东、周恩来的许可，罗瑞卿不可能被拉出去批斗惨遭迫害。其他中共高干则根据情况被分别关押在秦城监狱，如安子文、陆定一等，他们在狱中都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此外黄吴李邱这几位林系大将，在“913事件”后被送到北京市卫戍区隔离关押起来，这也是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所办。这里我们只举这几个最典型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是全盘政策的决策人物，周恩来则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具体执行之。
整体而言，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人，其中包括不少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泽东并不想真正打倒的人。当然在处理过程中，周恩来也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的关照，但是总体的政治格局是不可能改变的。然而，往往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关照”却颇能打动人心，不少曾经惨遭迫害的中共高干“文革”后都曾深情地回忆起周恩来是如何“保护”他们的，但是却从不具体追究这些冤案是什么人主持制造出来的，而那个时候的周恩来又在哪里，他们只是笼统地把一切罪责归结到“林彪丶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罗瑞卿至死都不忘周恩来的一句“珍言”：“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对照罗瑞卿一案的整体过程和周恩来在其中的所做所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啊！
通过上述几个部分对周恩来“文革”中几个最主要的人际关系的论述，周恩来“文革”中的整体轮廓和脉络也就十分清晰了。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主要依靠的就是三个人：江青在前台指挥造反派为毛泽东打倒自己的政敌而冲锋陷阵，林彪指挥解放军为毛泽东的“文革”保驾护航，而周恩来不仅负责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的各项战略部署，且负责保障“文革”运动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一身兼任了毛泽东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周恩来在军队事务上的发言权有时甚至大过林彪，如“三支两军”一事上，周恩来所起的作用就远远大于林彪。
正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同时又是最得力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再加上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中一个无可轻易取代的人物。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及时杜绝任何可能形成的危险，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点，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而保存自己。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也偶遇危难，但却总能及时地化险为夷。最关键的一点是，周恩来更善于隐忍，机巧地把握好与毛泽东、江青的政治关系，永远把自己摆在臣子、属下的地位，对于来自毛泽东、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诋毁、谩骂，从不会公开说“不”，且时时处处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唾面自干，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奴才和工具。这正是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在那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笔者认为，国内官方的御用史学家们对周恩来的那些正面论述和评价有些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来论述历史，以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准，按照党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曲解、篡改历史的处境当中。以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为例，当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邓小平将周恩来定性为“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性为“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1981年6月中共中央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提及周恩来时该决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
历史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的并非国家的大局和人民利益的大局，而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大局，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局；周恩来为了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同时也是为了自保，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点名打倒了很多老干部，其数量之多丝毫不亚于江青、康生等人；所谓“周恩来与林彪、江青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一说，更是一个天方夜潭。对于邓小平的“违心”之说，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显然是不认同的，陈伯达说；“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周总理有时也说了些错话，现在说他说了违心的话，违心的话是有的，我也有过。可是人不可能经常说违心的话，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原因，当时就是那样一种认识。”
“违心说”不仅不能减轻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通过前文的论析，我们对周恩来“文革”中的作用就会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