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摄影：静容/看中国）
1937年的一天，几辆外形普通的卡车从南京市区开往浦口火车站，也许周围的路人并不知道，这些卡车里运送的是什么。
但是，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很多国宝文物，就装在这些卡车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寇继续向华北侵犯。故宫内珍藏的大量文物是中华民族文明精华的积累，为了保护这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落入敌手，国民政府于1933年2月将其装箱1万9千5百多箱从水路运到上海存放。1936年底又运到首都南京，存放到刚建成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朝天宫库房中。
抗战全面爆发
谁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随后展开，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已危在旦夕，刚安顿不到一年的文物必须尽快转移。国民政府下令分南、中、北三路将上百万件文物装箱近一万七千箱紧急西迁，由此开始了艰险的国宝万里西行。
南线
此时有一批前一年参加伦敦艺术展的文物，结束展览后被送到南京还未拆箱。这些文物是当时所有文物中最精品的东西，其中包括目前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等，还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国宝。
形势紧迫，8月14日，上海开战的第二天，这80箱文物就直接从南京中山码头出发由南线西运。这批文物先是水运到武昌，再由铁路运抵长沙，将文物暂时存放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中。
为了安全起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决定在附近的山边，开凿山洞来贮存文物。山洞凿好却又接到情报，日军将在近期大规模轰炸长沙，文物立即向战火还没有烧到的贵州转移。离开长沙仅3天，湖南大学图书馆便被日军飞机炸毁了。
文物南迁途中
在军队护送下，80箱文物用卡车装运，再次启程。为了避开湘西土匪，车队绕道桂林，再由广西到达贵阳。文物先是存放在委员长行营内，后来再迁运到贵州西部安顺县城外的天然洞穴华严洞内，存放了五六年。
1944年底日军发起湘桂战役，战火再次烧到贵州。文物只好再向四川转移，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南线文物最后转运到巴县石油沟的飞仙岩下，一直到抗战胜利。
中线
中线是沿长江西上，由水路进入四川。
中线运送的是西迁文物中数量最大的一批，共计9386箱（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陶瓷器为主，有商周陶器和隋唐白瓷和三彩陶等国宝精品。陶瓷器物极易损坏，所以运输的风险是很大的。
文物等待迁移
中线文物分两批西迁，第一批在1937年11月9日，由招商局“江安”轮先行运往汉口。
第二批出发的时间可算是非常危急了。由于国民政府11月20日宣布移驻重庆，大量的机构迁移和百姓逃难，交通工具十分紧张。历经周折才联系到一艘英国轮船“黄埔号”，在南京陷落前四天的12月9日才将国宝运离南京，得以免落贼寇之手。
中线文物西迁由后来曾任民国教育部长的杭立武负责，因为随船的难民太多，他是最后被用吊绳吊上船去的。
达到重庆
所有文物运抵汉口后暂时存放在英商和平洋行的仓库中。然而40多天后，由于日军进攻武汉，汉口告急。为防日机轰炸，不得不再将文物从汉口匆忙运往宜昌。1938年1月至5月，再用小轮船分19批从宜昌往西运到重庆，分别存放在南北两岸的七座仓库中。
重庆也不是安全之地，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屡次遭到日军飞机大轰炸。北京大学存放在重庆北碚的几十万册珍贵书籍，就是在重庆大轰炸中被炸为灰烬。
文物再次溯江而上，计划经宜宾再到乐山。1939年5月底，这批文物从重庆运抵宜宾，但由于乐山地处岷江中游，而岷江不具备轮船航运的航道条件，运送文物的轮船只能到达宜宾，将文物暂存于真武山下的山洞里。然后必须赶在6－8月的涨水季节，换小船经岷江上行运往乐山。
护送人员费尽周折雇到了11只木船后，日夜不停，加紧装运。从8月中旬开始至9月中旬，总算将全部文物平安运抵乐山，存放到安谷乡的祠堂中，一放就是八年。
西线
文物西迁的北线是火车由津浦线北上到徐州，然后沿陇海线往西到宝鸡，再用汽车过秦岭蜀道入川。北线是三条线路中最艰苦而惊险的，因为完全是陆地运输，路上不仅要防备敌机的轰炸，还遭遇了日本间谍和汉奸的暗算与破坏。
北线运送文物共7287箱，多为字画、书籍、档案等文物。专列除了有配备精良的精干押运部队，还有一个由12名情报、行动和侦察专家组成的特别护卫组随行。
1937年11月15日下午，大批卡车将文物从朝天宫库房分别拉往中央门火车站，江边临时车站和铁路车辆检修厂三处装上火车。
装车后还放出风声说几天后再统一发运，守卫的军队还在现场支起帐篷，一副安营扎寨的模样。随后三处列车突然启动，到编组站集中，随即组成专列发车。
可是当专列来到长江边准备上轮渡过江时，突然飞来日本飞机，对着专列扫射轰炸。幸好江边的防空部队猛烈开火，赶跑了敌机。护卫组的专家分析消息泄漏的问题出在编组站，调查人员随即让警方控制所有知道专列启运的铁路员工，同时到电话局调取编组站当天往外拨打电话的清单。果然查出一个通话仅一分钟的打给鼓楼越城饭店的可疑电话，随即将打电话的编组站职员刘培元逮捕，再将饭馆老板、刘的哥哥刘培震，还有其干女儿金艳霞及其男友史洌等人抓获。
经审讯查明，史洌被日本总领事馆以10两黄金收买，他再转而收买了刘培元和金艳霞。当天刘培元将专列发车时间告诉了金艳霞，金再转告史，史密报日方后，日本领馆随即通知军方，在上海江湾机场待命的日机立刻升空飞往南京空袭专列。史洌还供述，日本领馆方面透露，还在徐州和开封布置了破坏文物专列的行动。
五天后，3个投敌的败类被处决，饭馆老板刘培震无罪释放。
专列上的特别护卫组获悉南京破案情况后，分析认为以日机的续航能力有可能对徐州轰炸，报请上级注意安排防空。开封以远则有可能在地面遭遇敌方破坏，同时把专列经过的商丘、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均列入防范目标。
第二天清晨，敌机果然飞临徐州上空。早有防备的地面防空部队立即开火，敌机将炸弹胡乱投到郊外，便仓皇逃离。
下一个险情出在郑州。11月17日下午，专列抵达郑州车站，一个女人推着一辆火车站台常见的售货小车走到距专列几米处停下，看起来车上装着一些陶瓷瓶装酒。不一会女人的丈夫、车站工役秦得福也赶了过来。
专列上下来几个士兵向女人买香烟，此时在站台上负责巡查的军统驻郑州特工王墨侃恰好走过，他一眼发现秦得福的神色诡异，于是走近盘问。谁知这秦得福看见长相凶狠的王墨侃竟然吓得跪倒在地。
经审问得知，秦得福夫妇被在郑州以开旅馆做掩护的日本特务收买，几天前就将装满特制燃料的酒瓶带进车站，存放在其平时放货物的杂物间中。计划等专列进站后将装载酒瓶的小车推近，假装失手翻掉，让酒瓶滚入道轨摔破后燃料漏出，自动燃烧并引燃专列。
国宝专列的一场灭顶之灾幸得避免。
秦得福夫妇和随后被捕的日本特务当天被处决。
11月20日，文物专列安全到达宝鸡。
不久，潼关形势紧张，文物再次南移，在冰雪泥泞中翻越险峻的秦岭向汉中转移。近300辆汽车往返300多次，费时48天才把7000多箱文物运到汉中。1939年3月文物运抵成都，7月从成都运到峨眉县，寄放在地处大山深处，坚固宽敞而便于储藏文物的大佛寺古庙里。
抗战胜利后，三批西迁文物全部运往重庆枇杷山。
1946年1月，所有西迁文物在重庆集中装车装船后，踏上了归程。
直至1947年11月，当年从北平运出的珍贵文物在西南流落长达14年后，终于重新集结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