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院子里住着马叔叔一家，与我家邻居。马叔叔北大中文系毕业，在报社当记者，不爱说话，见人只点头，有时略笑笑。
马阿姨，马叔叔的爱人，我称“老师”，因是我小学老师。马阿姨比马叔叔略胖，但行走快捷，左手总是端着，她说，是拿作业本的习惯。
马叔叔和马阿姨有三个儿子，是我儿时的玩伴。
五七年反右，马叔叔既不是运动对象，也不是骨干分子，属于牵着走那种人，是群众运动的一个品种。报社头头看中，以为可树典型，百般动员他发言，他总是不吭，逼急了，就说，我再想想。这一想，又是好几天过去。
运动后期，开始划“右派”了，头头们忙起来。基本是一套现成的规则，先划一个大圈子，定多少人，再缩成一个小圈子，筛出来多少人，再划出重点；重点划出来以后，再清理一遍外围大小圈子，看是否有漏网；再统计重点人数，除以总人数，看看百分比是否符合上级要求；不符合要求的话，再从小圈子里找，找到就扒拉进重点；还不够，再扩大搜索范围，直至凑够人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也有单位的领导，宁愿自己承担责任，不愿凑数完成指标。当然，这种情况下，领导也是对上级精神有了解或神会，估计自己不会身陷其中，才敢这么干。否则，谁都不敢拿自己身家性命，拿全家的前途去为别人赌一把。
马叔叔在报社工作，肩负宣传大政方针重任。单位的头头，属于“我抓业务不行，抓运动比较顺手”那种。凡有运动，就比较积极，且创意层出，上级布置工作，总设法超额完成。到了划“右派”的当儿，头头发愁了，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如果再增加一个名额，就可以超标了。完成任务叫“工作”，超标才叫“成绩”。这个增加的名额从哪里搞来？头头纠集几个下属，在大小圈子里百般筛选，实在没有可选之人。这天，头头带领几个人坐在办公室抽烟，闷闷不乐。正在这时候，马叔叔进来送稿件，指点两句稿子上的事。也是他好事儿，看见领导都在，随口就说，办公室正有讨论，发言人不多。他的本意，是想如实告诉领导，希望领导去指导讨论。
等马叔叔出门，头头长舒一口气，其他几个人眼中也放出异彩。大家心里明白，老马这句话很重要，不发言就是抵触，就是对运动不满，老马正符合条件啊！
马叔叔当“右派”了，开始没有下乡，在报社干些粗活，喂猪、帮厨、做煤饼、烧锅炉，好像还帮木匠拉过大锯。到六零年困难时期，马叔叔就从单位离开了，听说全家都被发配到乡下去了。
以后又有几次听到马叔叔的事，说他带全家迁到农村，在一个公社拖拉机站工作，后来又到县文化馆。马阿姨从此操持家务。三个儿子逐渐长大，毕竟马叔叔是北大毕业，有文化，为儿子们上学，以后又能有好点的工作，费尽心思。个中酸甜苦辣，难以言表。
1978年下半年，中央为“右派”平反的文件下达到本地，全省一片哭声。到1979年初，平反工作全面展开。
马叔叔携带全家从农村来到报社，满怀喜悦，笑逐颜开，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赞扬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报社对马叔叔、马阿姨们关怀备至，殷勤招待，吃住免费，早上稀饭、油条随便吃，不许拿；中午一家一桌，四凉四热八个碟，主食有花卷、窝头、包子，窝头可以随便拿，包子和花卷限量；晚上面条，不限量，每人再发一个花卷。我去看马叔叔、马阿姨，恭恭敬敬叫“马叔叔”，叫马阿姨“老师”。马叔叔夸奖我，说，赶上好时机，嘱咐我为“四化”贡献青春。
每到星期天，报社派大轿车，拉“右派”们出去游玩，参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去三门峡水电站，洛阳八大厂，燕庄毛泽东视察过的地方，巩县地主庄园……马叔叔每到一个地方，都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在报社组织的座谈会上，马叔叔积极发言，每每热泪盈眶，以至泣不成声。
我听说，报社领导找马叔叔谈话，百般道歉、解释，称他是“好干部、好记者”，写过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报道，人民没有忘记你，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忘记你。
吃好了，玩好了。平反工作开始。其实，所谓“平反”是以后说的，那时候不叫“平反”，叫“改正”，意思是反右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所以要改正。运动时光荣且正确，现在改正，仍要体现光荣和正确。
“改正”进入操作程序，每天都要填许多表格，单位的，公安的（右派属“五类分子”之末，列公安管制范围）、民政的，原单位、农村单位、现单位，还有各种谈话，“右派”们提出各种条件，报社也要讨价还价，补贴多少钱（从1957年到1979年，凡二十二年，最高补贴五百四十块，平均每年二十四块五毛多一点），工作安排，职务，还有子女安排，上学、就业，等等，等等。
一切办完，所有条件谈妥，单位、个人基本满意，档案材料从省委组织部提回。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了！报社将“右派”的档案材料与个人见面，将“改正”材料附上，“右派”签字画押，写上意见，这二十二年的历史，就算了结。至于后人如何评说，管他呢，反正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了，吃商品粮，单位分房了，老婆孩子住一块，有自来水，星期六洗热水澡，出门有公共汽车，每天上班、下班，月底领工资，单位门口就是邮局、商店、粮店、电影院……还有什么比现实更叫人满意！
报社办公室主任亲自主持，抽出马叔叔的档案，一页、两页、三页……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沧桑岁月，白马过隙……
啊──主任倒抽一口凉气，浑身的冷汗“刷”的冒出来──马叔叔的档案袋里，根本没有划“右派”的材料！
马叔叔也紧张了，连连翻动档案，嘴里喃喃，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呢，我是右派啊，我确实是右派啊……
可是，没有就是没有，就像那个年代黑是白、白是黑一样确切无误。办公室主任急得几乎哭出声，用剪刀把档案袋剪成条条，也没有发现马叔叔是“右派”的任何官方证据，甚至连一张简单的纸片都没有。
按照政策，不是“右派”的问题，不在此次“改正”范围。办公室主任急忙抓电话，向上级“改办”请示，电话里一阵哄堂大笑，回答是无情的，没有办法。办公室主任只好找领导汇报。报社倒是很认真，马上组织人员寻找当年的相关人员，办事的人都说马叔叔是“右派”，人人都看见他参加到“右派”队伍里，劳动改造，喂猪、烧锅炉。最后找到当年划“右派”的报社头头。头头因为儿子车祸身故，自己又是晚期癌症，躺在床上只有倒气儿的工夫，一句话都说不成了。当办公室主任把情况告诉他，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头头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淌下几滴泪，死活不说一句话。情急之中，办公室主任又问马叔叔，你记得办理过“右派”手续吗？马叔叔想了半天，才嚅嚅说，不知道，就谈过一次话，说我是“右派”。
情况基本清楚了，当年，根本就没有给马叔叔定性为“右派”，既没有报社头头签字，运动办评语、单位盖章，也没有个人签字。可是，为什么就有人给马叔叔办了开除公职、迁移户口的手续？那就是一盆糊涂浆了──至今还是。
在报社大门外等候喜讯的马阿姨和三个儿子，依然在低声商量今后的生活，憧憬着那无限美好的明天。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泪流满面、步履踉跄的马叔叔。
马阿姨急切迎上去询问，马叔叔只喃喃说，我是右派啊，我确实是右派啊……
马阿姨忙问跟随的办公室主任。当她听说空白的“右派”档案，又听说马叔叔不在这次“改正”范围之内，呆住了！
马叔叔的大儿子张张嘴，眼泪就涌出来，他悲愤地喊叫着，你们不能这样啊！
马阿姨和三个儿子紧紧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街上的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围拢来看，不住的打听。马阿姨和三个儿子哭的声嘶力竭，哭的浑身抽搐。他们此时想的什么？哭的什么？没有经历的人，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低矮的茅舍，昏暗的油灯，苦熬的岁月，青春年华，漏断人稀的长夜苦苦等待天明，对父亲的经历心存的最后一丝丝希望，如今，全破灭了。
马叔叔站在一旁，要不是几个老相识搀扶，几乎不能自立。好半天，他流着眼泪，颤颤地伸出两个手指，说，二十二年啊……二十二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