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唐太宗画像。（网络图片）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出生，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是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造诣很深的书法家和诗人。李世民以弓箭得天下，戎马倥偬，武功赫赫，即位为帝后，又虚心纳谏，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成为最著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被世人千古称颂，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盛世明君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后，常常对隋亡于暴政引为监戒，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太宗认为，为君王者，应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这是君王所应该具备的道德境界。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他善于学习，博览百家，精研六艺，以史为鉴知兴替，虚怀纳谏，以人为镜知得失。
此外，唐太宗深知人为国之先，国为君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广施仁德之政，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
简而言之，唐太宗的德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为君之道，要先存百姓；2、实行宽简法律，强调修德；3、去奢省费，割情屈己；4、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恢复经济；5、容人纳谏，时刻自省；6、选用廉吏；7、重视文化、道德教化。
为君先存百姓
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他认为皇帝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在于自身。皇帝欲望多花费就高，开支多人民的赋税就重，民众因此就会十分愁苦，国家就危险，皇帝也就当不成了。
贞观二年，关内地区发生旱灾与饥荒，有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换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仅下令开仓济民，而且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丝绸拿出来，替灾民赎回小孩，还给他们的父母。他在诏书中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不久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兴。
去奢省费
唐太宗初登帝位，就清楚的意识到官僚队伍过于庞大，人浮于事，深感“民少吏多”，弊端很多，主要表现是：耗费资源；职位重叠，互相推卸责任；谋士过多，事情往往得不到解决。为此，太宗推行裁撤机构的改革。结果全国县市减少了一半，州府减少了三分之一。宰相房玄龄遵从太宗旨意，把朝廷文武官员裁减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令史家称奇的是，如此大动作的改革竟然没有惹起任何社会动荡和不安，可见太宗行事极为审慎，确保不出偏差。
发展生产 恢复经济
唐太宗深知，经过隋朝末年的战乱，百姓渴望安定和休养生息。同时太宗也清醒的意识到，人民为盗乃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因此提倡崇俭薄赋。他即位后，遣散宫女三千余人以节省国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贡，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乐业。
太宗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因此他十分注意发展生产，不夺农时以利生产。贞观五年二月，官吏拟调府兵作太子冠礼之仪仗队，当时正值春耕，太宗于是下令改在十月举行。此外，他又招抚流亡回乡生产。百姓自此安心生产，唐朝的经济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容人纳谏 时刻自省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以纳谏而闻名。太宗认为：“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比如喜欢直谏的魏征，虽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魏征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后来魏征死了，他伤心的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一次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太宗生气的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对欺诈之事很愤恨，因此要杀掉他们，当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这么做。如果用法律来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个天下的信任。”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后来戴胄几次直言进谏，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天下没有任何冤狱发生。
太宗对群臣说，“人家说皇帝地位尊贵，什么都不怕。我不是这样，我上畏惧苍天的审视，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天意和民众的愿望。”
采用完善宽简的法律
唐太宗即位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立了宽仁、慎刑的宗旨，太宗认为重视德行比制定严苛的法律更为重要。一次他问大臣王圭，“近代治国者不如古代，为什么呢？”王圭说，“汉代崇尚儒家学说，民风纯厚；近代轻视儒学、重视法律，所以国家就越来越衰败。”太宗表示同意这种说法。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了人家贿赂的绢，太宗知道后说：“顺德这样的人才如果对国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国家的财富，他何必这样贪恋财物呢！”太宗爱惜他有功于国家，没有治罪，并且赏赐他数十匹绢。大理少卿胡演说，“顺德违反法律接受财物，本来不应该免罪，为什么又赏赐他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接受赏赐比遭受刑罚还感到屈辱；如果他不知道羞愧，与禽兽无异，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
选用廉吏
在选用人才方面，唐太宗平抑门第，命高士廉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即注意按照“才行兼备”的标准选用官员，不问出身、不计恩怨。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征当过道士，尉迟恭做过铁匠，张亮出身农民。魏征原是太子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李靖、尉迟恭是降将，但均被予以重用。他还在隋朝科举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选拔官员的制度，用科举代门第，破门阀之见，使出身寒微之士有仕进之机。
太宗还对有“品位”的官员提出了四个要求，称为“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为贞观之初立制，每个人按照太宗的要求去做，尽心尽责。太宗更以“居官谄诈，贪混有状”八个字来判定德行为“下下等”的官僚。
对于官僚的贪污问题，唐太宗除了用刑罚之外，主要是要令众臣从心底明白“贪”其实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太宗还提醒群臣说：“鸟栖于树，犹恐树不高，故结巢在树之巅。鱼藏于水，犹恐水不深，故穴居在水之床。但两者皆被人捕捉到，原因只在贪食诱饵而已。汝等切勿以身试法！”
有一次，民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佞臣。太宗问道，“谁是佞臣呢？”上书人说，“皇帝可以假装愤怒来试探，据理力争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严顺从的就是佞臣。”太宗说，“皇帝是河水的源头，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头污浊了却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了诈术，怎么能够要求群臣耿直呢？我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对过去的皇帝喜欢用权谋对待群臣感到耻辱。你的计策虽然好，我也不想采用。”
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政治十分清明。
重视文化 道德教化
唐太宗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在他的重视下，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的最高学府是国子监，下设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作为必读书目，学习优异者，送往吏部参加科举考试。
唐太宗还十分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剩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后，藏书达到二十多万卷。太宗还下令成立了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此外，他还募集名儒出任学官。因此，京师一时儒者云集，人才辈出，为大唐培养出无数国家栋梁。
唐太宗十分重视佛法的弘扬，他大力支持唐僧玄奘的取经、译经活动，并在洛阳亲自与其会面倾谈。这使佛教在唐中期达到了其鼎盛时期。由于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同秉一心，并且笃信佛法，使得初唐国势强大得惊人。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风调雨顺，农业上每年都是大丰收。每逢节日，皆有君、臣、民同乐的庆典，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无复盗贼，囹圄常空，天下大治活现眼前。
当此之时，各国臣服，大唐边境一派安定，天下人皆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是当时世界唯一的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地民商来往不断，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唐朝政府还设立了流所，开放边境和关口。极尽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这种盛世气象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公元649年，唐太宗崩于含风殿，终年五十二岁，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其勤奋亲民，文韬武略，英勇过人，既有创业之能又有守业之才，确为“千古一帝”，后有明代史学家朱翌赞太宗曰：“自三代以下，创业守文之君，兼之者为唐太宗，汉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