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垚在卞仲耘夫妇肖像前（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4月2日讯】照相机，镜头，快门；一只食指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一组电影语言：“摄下罕见瞬间”，或称“镜头里的历史瞬间”，其背后支撑的一个惊人细节是，王晶垚得知妻子卞仲耘被学生群殴致死的噩耗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立刻去买了一部照相机。他要抢在妻子遗体被火化（成为灰烬）之前留下历史证据。这个念头，也使得胡杰在三十年后拍摄这部《我虽死去》成为可能。
胡杰的手法，是刻意“纪实性”，甚至不留任何干扰“纪实思维”的多余镜头，在一个大规模销毁历史的时代，这无疑一种聪明的抗争策略；在针对记忆进行洗脑的一个制度下，它也是很珍贵的电影制作。这部纪录片，有许多将来一定会属于“抢救和解剖文革”的经典话语。一个更加摄人心魄的特写，是王晶垚从一只旧皮箱里翻出受害者遗物，而且是三十九年来的第一次，于是胡杰的镜头，又凝固了一种历史瞬间：校牌、怀表、手表，指针停止在三点四十分，凝固了1966年8月5日那天那一刻，仿佛再诠释了苏珊桑塔格的那句话：“拍照是凝固现实的一种方式。你不能拥有现实，但你可以拥有影像——就像你不能拥有现在，但可以拥有过去。”王晶垚永远占有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暴行记录，暴政可以杀死卞仲耘，但它再也不可能剥夺和销毁这个历史。
卞仲耘全家福（网络图片）
镜头里，他也拿出一包血衣，里面有带粪便的裤子；带血的药棉，都是从卞仲耘身上的窟窿里和嘴里掏出来的；一件柞蚕丝衬衣，后背上还有一个墨写的“倒”字；王晶垚边拣翻边解说，又从那衬衣口袋里翻出手绢，嘴里说着：“你看，还有土……”，那竟然就是师大女附中那个广场上三十九年前曾荡起的尘埃，如今成了货真价实的历史灰烬，又不期然勾出那句“岂容青史尽成灰”的老话。这一切，也把观众全部带回到卞仲耘被殴打的现场，重构了今日中国的受难者言说。
放映胡杰这部《我虽死去》纪录片的现场，是2017年3月25日波托巴克文化沙龙举办的活动，题为“遇罗克、红八月、血统论，离我们有多远”。影片七十分钟，片尾是长达五分钟的“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背景声音是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文革大革命的通知》，这个男声在1966年春天曾响彻中国每一个角落；即使今天，它也会唤醒中国一个世代的记忆，这个世代大约是现龄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他们的记忆里都镶进了一段岁月，没有人能够拒绝它，区别只在于选择唤醒还是遗忘。
这份名单的提供者是王友琴。她的著作《文革受难者》新近出了日文版，她在《致日文读者》中写道：“在我的调查所及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班，大多数人当了中学教员，其中有三人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文革受难者》中写入了三人中的二人。在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兴起。据当时的"内部"统计，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王友琴是最早试图描述、定性”红八月“暴行的中国人。她写道：“在《文革受难者》书的献词里，我用了‘群体性迫害’的说法。那本书里有659名受难者词条，我也还收集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写《文革受难者II》。文革受难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不但不是在家中或者医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刽子手的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他们被用拳头棍棒在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监禁后‘自杀’。……在历时三十年的广泛的调查中，我还没有发现一座学校，那里没有发生过暴力攻击教员。我也没有找到过没有被学生打过的校长（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而在历史上，‘校长’从来没有像‘盗贼’‘杀人犯’那样成为一种受到严重惩罚的罪犯。”
对教师的虐待和杀戮，强烈反衬了一个儒家治国千年的华夏民族。然而，共产党这个基本由农民组成、却靠欧洲来的一种理论所武装的集团，它的敌人其实是所有人，尤其是有知识的人。1966年的“红八月”，早就由前面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等“血红”所铺垫。毛泽东用一个外来语“阶级斗争”掩盖了压迫的实质，一直到中国出现了一位具有前卫批判性的青年，一针见血地揭示“红八月”的性质，是出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压迫、歧视，是一种前现代的野蛮“血统论”。遇罗克在现代中国的意义，就是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在美国和西方的意义；他在中国的黑暗时代，先知式的窥破毛氏宗教、大众迷狂和权力奥秘，他为此付出了27岁的生命。反对和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今天成为普世价值。
此刻，沙龙现场的屏幕上，投放了遇罗克版画头像和卞仲耘遗像，两位受难者交替凝视会场。主持人谷安民介绍了这次请来的两位讲员：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卞仲耘的学生张敏，两位“红八月”的见证人。
五十年前的8月4日，张敏所在班级里，开了一场“女学生批斗会”——她此刻演讲，第一次披露了这种“文革奇观”：教室里课桌统统靠墙摆放，留出当中空间，“红五类”一律坐在椅子上，约二十人（这是一所党中央常委的女儿们必读中学），“非红非黑”（教师、医生、职员出身）的学生们只准坐在地下。这里的一个“潜规则”是：坐椅子的可以打人，坐地下的只允许批判。
“黑五类”一字排开低头站在黑板前，一共十名，至少四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还有美国归来的石油专家、小业主等。他们被勒令逐一大声报出自己的出身、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同时还要唱歌和念白，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就站出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张敏记得，当时的女孩子们还不习惯骂脏话，“他妈的”说得都不流利。期间还伴以殴打，浆糊、墨汁浇头。如此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忽然教室门开了，来了一个高年级女生说“可以了”。一切似乎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张敏不懂的是，“红卫兵”为什么知道每个学生的档案资料？
“大操场上烟尘滚滚，所以王晶垚说那衬衣口袋里还有尘土，人又多，又都在活动，又推又搡，又打又闹……卞校长他们后来又被带到小操场挖土……。”张敏接下来叙述第二天她所目击的现场，她被同班的女红卫兵押解到广场上来“观看”批斗黑帮。“我离卞校长最近时大概两米远，看到这么多同学，有人手里拿着桌椅腿儿，上面是带钉子的，眼看着钉子刮破卞校长的衬衣，打进皮肉，就是一个紫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卞校长的乳白色衬衣，是柞蚕丝的……。”她质疑，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是众人失手，还是有指令让她们可以打死，至今是一个谜。
遇罗文其实是在张敏前面演讲，他提出一个极富深意的命题：群众骚动与权力的关系。他先简略介绍了“红八月”中的两个事件。一个是北京“榄杆市事件”，曾在张学良军队做军需的李文波和妻子被红卫兵批斗，李急切中曾抄起菜刀，当场被打死，但这个事件却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报复”，不久国家总理周恩来，又在公开集会上宣布判处李文波夫妇死刑，李的妻子刘文秀后来也被政府处死。王友琴在研究中也指出，“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另一个是“大兴屠杀事件”，遇罗文写过一本《大兴屠杀调查》的书，他介绍当时大兴县一个公社就杀死了325人，22户绝户，年龄最大80岁、最小才出生83天。
他说，刚才我们看片子里“红八月”打老师的场面，好像是学生自发的，好像是政府失控了，其实不是，相反是政府在背后控制的，凡是这一类不可思议的坏事，政府不允许就绝对不会发生。
从五十年前大兴县屠杀，直到近年来的抵制日货、韩货，背后都有一根看不见的权力教唆和操控的草蛇灰线。遇罗文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严密控制的社会中，任何民间发生的大规模事件，不可能自发产生，不是当局背后操控，就是默许的，是政府行为；这个当局，也必定是最高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