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饿死的人随处可见。（网络图片）
张耀杰，一九六四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曾任河南农村中学教师。他的爷爷是“笑”着饿死的，瞎眼奶奶受尽饥饿的折磨，只指望死后吃刀头肉！一起来看看他的血泪回忆……
河南是死人无数的重灾区
一九五九年冬我的爷爷挨了斗，一天没吃东西，想爬上墙扒老墙土吃充饥，爬不动就断气了。
一九六四年，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县梁北乡大席店村。据历史传说，尧舜时期，这里是以大禹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约西元前二二O八年，大禹就是在这里建立了夏王朝。可见，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就是中国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区域。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在红色魔头毛泽东的统治之下，这里却成了死人无数的重灾区，我的爷爷张天霖和大爷爷张木霖，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冬天被活活饿死的。
爷爷是“笑”着饿死的
父亲生前很少谈到我的爷爷，只记得有一年冬天，父亲在爷爷去世的纪念日里，不经意地告诉我们，爷爷是被村里一个叫“老母猪圈”的蔡某人带头批斗之后才饿死的。
一九八二年父亲因车祸突然去世，我当时只有十八岁，正在河南省漯河师范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乡任农村中学教师，从此很少在村子里逗留。一年夏天回村帮家人收割麦子时，偶然听到一位老辈人讲起我爷爷的故事：“你爷爷是笑着死去的。凡是饿死的人，脸上都抽搐得厉害，看起来和平常人笑的时候一模一样。他那天挨了斗，一天没有吃东西。临死时还在往墙上爬着要扒老墙土吃，爬不动的时候就对你大爷爷说了一句‘哥，我不行了’，然后就笑着断气了。他是死得最早的一批人，还是在大庭广众饿死的。你大爷爷过了一段时间也饿死了。”
因为事前没有精神准备，我一下子给惊呆了。对方发觉我神色不对，立即改变了话题。等到一九八九年我怀着逃荒避难的决绝心情来到北京时，只能依据零散得来的片断记忆拼凑出极其简略的家族史。
我们家在太爷一辈就绝了后，太爷是从十里开外的黄榆店抱来的外姓人，当地的民间土著，把从别人家里抱来用于传宗接代的养子叫做“买官儿”。我太爷虽说是个“买官儿”，却一直娇生惯养，长大后又抽上了鸦片烟。我爷爷和我的大爷爷十三、四岁时便一人一条扁担走村串镇，靠着当货郎做小买卖赎回了房产，后来才有了我的父亲，再后来也就有了我。
据老辈人讲，我爷爷和大爷爷都是著名的孝子。我的精明强干的姥姥即曾祖母，经常要从两兄弟手中勒索血汗钱供她自己的男人即我的太爷抽鸦片。稍不如意，她就要在村子里撒泼骂街，有如游行示威，而且行之有效。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信仰一贯道的善男信女，读过几年书的我的伯父，也因此到一贯道中充当了一名帐房师爷。土改时期，因为舍不下自己用血汗钱置买的一点田产，爷爷回到乡下参加土改，身上还带着做生意赚来的一百多块现洋。正当他再一次挑起货郎担二次创业的时候，一贯道被宣判为反革命组织，我的伯父被判处死刑缓期的重刑。我的奶奶因此哭瞎了双眼，我的当小学校长并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共的父亲，因此受到株连被共党拒之门外。我爷爷在村里也成为供父老乡亲发泄革命兽性的罪犯家属。在他活活饿死的那些天里，饿疯了的壮汉们，仅仅为了以革命的名义多吃一个馒头，就时不时地把他围在核心拳打脚踢，带头者是人称“老母猪圈”的一名光棍汉。所谓“老母猪圈”，就是像对付发情母猪一样野蛮凶狠地打人斗人。而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村干部们，更是经常要在“社会主义大食堂”里当众踢翻我爷爷的饭碗，以证明他们享有欺男霸女、草菅人命的革命特权。
由一贯道联想到当下的法轮功，一党专政的残暴野蛮并不是萎缩软化了，而是进一步扩大加强了。信仰一贯道的善男信女，并没有像现在的法轮功学员那样，被大规模地强制洗脑和关押。
反《东方红》的谶语童谣
一九六一年的“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欠下血债的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遭到清算，当时的高县县委书记刁文和南阳地区专员路宪文等人，也曾被判处死刑，随后又被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亲自赦免。到了一九七六年前后，刁文曾担任兰考县委书记，还号称是第二个“焦裕禄”。焦是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
童年时玩“扯羊尾巴”游戏时，唱过一首“日头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脱”的宗教谶语式的童谣，据说是从土改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传下来的。所谓的“日头落，狼下坡”，其实就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被共产党的五星红旗所取代，结果是最可怜的“老人小孩”，在大饥荒中活活饿死。我一直把这首民谣当作“反东方红”来看待的。与这首童谣一起陪伴我的童年的，还有一首诅咒村干部的“孩儿，孩儿，快点长，长大当个大队长，穿皮鞋，技大氅，抓着喇叭哇哇响”。
听老辈人讲，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为了抗拒财产充公，许多农户流着眼泪杀死了自家的牲畜，然后聚在一块偷吃牛肉，边吃边说：“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吃牛肉了。”事实上，牲畜被大批宰杀和农具被大量破坏，只是共产人祸的极端表现之一种。
瞎眼奶奶指望死后吃刀头肉
我的父亲连同母亲，都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母亲还是禹州县城的大家闺秀。她的一个哥哥也就是我的二舅父，曾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一名官员，当年是有资格坐飞机去台湾的，只是为了照顾数十口内亲外眷才被迫圉下。“三反五反”运动中在东北某大学被无端镇压，像储安平一样不知所终。
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校长的我父亲，一直是“争上游”的积极分子，反右时曾经理直气壮地把一名女同事打成右派。在一九六二年的下放运动中，他自己反过来遭受报应，连累妻子儿女与他一同操持起中国大陆最低贱的一种不成其为职业的职业：务农。从而使饥饿像没有尽头的噩梦，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的关口，我放学回家后找不到食物，只好用脏手到咸菜缸里偷出一块大头菜充饥，并因此挨了一顿毒打。
我的瞎了双眼的奶奶，去世之前总是在重复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所谓刀头肉，就是从猪的腰部割下来的肥肉块，煮熟后可以拿到死人的坟头去烧纸祭祖。一个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忍饥挨饿几十年的瞎眼老人，活在世上吃不上肉，只能把吃肉的希望寄讬在死亡之后的阴曹地府。
一九七八年，十四岁的我离家到乡办高中读书，最好的口粮是带着几点意花的麦面饼子，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能吃玉米面馒头。因为自己矮小瘦弱，每到中午或傍晚开饭的时候连开水都抢不到手，只好用温水浸泡长满黑毛的干粮充饥。半年下来，我开始头晕眼花，经检查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贫血和近视，只好到附近的亲戚家中寄食。一九八O年参加高考时，十六岁的我，体重只有三十八公斤。
时光流逝，发生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的大饥荒，迄令已经半个世纪。那些饥饿的痛苦岁月至令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