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是苛政、暴政下农民悲惨的处境！（网络图片）
今天，四十岁以下的人，说起“统购统销”可能已感到有些陌生，甚至不知为何物。而当年它确是悬在亿万农民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条缠在亿万农民颈上的绳索。也是毛泽东开始把亿万农民“农奴化”的第一步措施。更可悲的是此“绳索”在农民身上一套就是半个世纪。“套”得农民有苦难言，欲哭无泪。直到十年前，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燎原之势时，官方才终于将此“绳”从农民身上解了下来。
1953年4、5月间的一天中午放学走出校门，准备去买点吃的东西。由于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剥削阶级”的家庭，已被伟大的党“清算”得一贫如洗了，而学校离我家又较远，所以中午只能在街上去买点锅魁一类的便宜食品来充饥。“锅魁”是一种用面粉烘烤而成的饼状食物。价廉物美，充饥很实在，颇受低层劳动者的青睐。而且我的家乡成都市卖锅魁的店铺又很多，所以购买也很方便。可是那天不知怎么的，我一连走了几家，平日并不热闹的锅魁店，那天却“购销两旺”围了一大堆人要争着买。我急了，便拚命往里挤，看见他刚出炉的锅魁，顾不得烫手，便用手帕包着去抓了两个。旁边的人见了便大声责备我“这娃娃怎么不讲理，不守次序，你还是个学生呢”！我边抓着锅魁边答道“我要去上学，晚了要迟到。”这时一个中年男子没好气地对着我吼道“你上学好不得了呀？我们早饭都还没吃，饿着肚子呢。”我抬头一看，这人好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接着又一个老年妇女对我怒气冲冲地叫道“你们城里人把我们农村的粮食都抢光了，还要来和我们抢锅魁呀！”这时幸好卖锅魁的老板帮了我一把，他说“哎呀，算了，让这个读书娃买两个。”我才在众人的谴责声中，拿着锅魁赶紧狼狈而逃。
跑出来后我才发现，满街尽是一大群，一大群农民模样的人，他们不仅买锅魁，而是只要吃得的，馒头、包子、饼子、饼干……见啥买啥，而且一包、一袋地装起来。那时买熟食品还不要粮票，所以有钱就可买。当时我心里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回到家我就把这情况向我爸爸和姑姑讲。他们小声地告诉我说“农村的粮食几个月前被政府大量收购去了，现在正是青黄不接，农民普遍缺粮了。”末了又叮嘱道“到外面和学校里千万说不得呀！”
这时我才想起大约两、三个月前，有天上午学校把我们集合起来，对我们说“今天上午停课半天，去欢迎进城卖余粮给国家的农民伯伯。”那个政治辅导员，还说“同学们，这是一堂生动的政治教育课，大家要热情欢迎，还要从中学习到农民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改造你们不健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讲了一大篇大道理。大家并不怎么在意，却高兴等于放了半天假，可以去玩一玩。
于是我们列队来到成都老西门外，这时才发现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干部及市民之类的人，站了许多人在“夹道欢迎”。还有几十个青年妇女扭秧歌，打腰鼓，场面盛大而热闹。不一会，乡下的农民大挑、小挑，还有用川西平原最方便的手推独轮车（农民叫它为“鸡公车”）推着粮食进城来了。这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外加鼓掌，呼口号，像欢迎什么英雄似的。我们那个政治辅导员，用个铁皮制成的话筒，带领我们高喊口号：“增加生产最光荣，卖余粮给国家更光荣，光荣上面加光荣，我们大家来欢迎！”于是口号声此伏彼起“欢迎，欢迎！”“农民弟兄最光荣！”这些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哪里被人如此“尊敬”过？所以一时真有点受宠若惊。特别有个中年男子，推着装有粮米的“鸡公车”，几乎开小跑似的边跑边喊“加油啊！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马上就要来了！”我们那位辅导员立即高喊“向这位农民同志学习、向他致敬……”
我脑海里像“过电影”似的回忆至此，突然想起了，那天那个推着“鸡公车”高喊“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马上就要来了”的中年男子，不就是今天在锅魁铺里对着我怒吼“你上学好不得了呀？我们早饭都还没吃，饿着肚子呢！”对，对，对，就是他！难怪当时我觉得那么面熟却一时想不起了。于是我忍不住自个儿笑出声来了。姑姑很奇怪，就问我“你一个人傻笑什么？”我于是便将原委讲给他们听，我姑姑听了笑着说“那些人斗地主、打人、整人好起劲啊，今天也尝到了点共产党的利害了吧！喂，你娃娃真笨，你怎么不对他说‘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都马上就要来了，你还和我抢什么锅魁’嘛？”我父亲听了，连忙制止我姑姑说“你别这样逗孩子！他不知利害，当真拿出去对外人讲了可不得了呀！”我说“我不是傻瓜，你们放心。”这时我父亲忧心忡忡的自言自语道“这么弄下去，可要国将不国了啊。”可是我爸哪里知道“国将不国”的“好戏”才序幕呢……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政治辅导员就在教室里，对近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给我们学生来了个“正面性”的“舆论导向”。他说：“近来，有暗藏的反革命，不法地主，煽动农村少数思想落后的人，进城来闹事，闹粮，搞破坏。同学们千万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坚决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接着这位政治辅导员更振振有词地说“统购统销是党中央制定的粮食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但我们动员农民卖出的只是他们剩余的粮食，农民的口粮、种子粮是完全留足了的，根本不存在缺粮的问题。而近日出现的少数农民进城来抢购食物，完全是少数不法地主、坏人煽动部分落后群众进城闹事。大家相信我们政府肯定会加以严肃处理。”
政治辅导员的这一番崇论宏议，自然也是有“法令”依据的。原来在1953年，当时中共的政务院（即今国务院）便颁布了一个名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明确规定如下：
“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
在中国官方的政令文件上，从来都是充满了仁义道德的词语，这个文件当然也不例外。你看人家说得多好，你们农民的粮食既可“自由存储”，又可“自由使用”；既可卖给合作社，又可在集市上交易。你们够“自由”了吧？但是请注意，人家还有个绵里藏针的“温馨提示”：你的这一切“自由”，必须是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分配的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以后，才“可能”有这些“自由”。而到这时，你连填饱肚子都大成问题了，你那些“自由储存”，“向集市出售”的“自由”就只能成为“中国梦”了！
其实农民只要年景好，无天灾，确也有一定的余粮，也会拿到集市上来出售，以购回一些生活日用品，这本是自然而正常的事。但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暴政借口要搞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而搞所谓“统购统购”，其主要目的，首先是要尽量囤积粮食，准备打仗；其次就是要对农民进行剥夺，他们所出的那个“统购价”，还不到当时市场价的一半。这实际上就是假“统购”之名，行抢夺之实。更重的是既曰“购销”，那就是买卖。买卖就是要双方自愿公平合理。而这个“统购统销”则根本不管你农民愿不愿都得卖。县里把“统购”任务下到各区，区把任务分给各乡，乡分给各村，村直接按户、按人头下任务，农民愿卖也得卖，不愿卖也得卖。
更要命的是那个“统购”任务之高，以我的家乡成都市附近农村为例，农民平均每亩田就要卖“余粮”上等黄谷350市斤左右。而当时根本没有今天的什么高产良种稻，一亩田的产量也不过500来斤，卖了一半以上的“余粮”还有公粮任务必须上交，你说这农民不闹粮荒能行吗？这是“地主、反革命分子、坏人煽动少数落后群众闹粮”吗？这和官媒体上常爱说的什么“不明真象的群众”被“坏人煽动起来闹事”，真是如出一辙。怎么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的政府，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仍然是只知委过于民，而从不“下诏罪己”呢？
为了完成“统购统销”的任务，当时各地专门派了工作队，直接下到区、乡、村进行“督战”，软硬兼施。所谓“软”，就是讲大道理，进行政治宣传，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你们翻身得解放，分得了土地，吃水不忘挖井人，要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等等等等，接着再哄，说“卖余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好了，以后耕田不用牛（用拖拉机），像苏联的农民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神话鬼话，天花乱坠。这时再选农民中一、两个积极分子，或许以入团，或许以入党，或提拔当农村干部，或将来招工进城之类的空头支票。更在私下里对这些积极分子“透露”点“内部机密”说，“万一你们将来缺粮了，政府又可以返销一些粮给你们呀，所以这就叫统购统销嘛，未必共产党还会哄你们呀？”
农民当时确实还是相信共党和政府的。更不知这些工作队干部只是为了他自己要完成任务保住饭碗，乃至升官便信口许愿，你农民将来有无饭吃与他们何相关？于是积极分子们便信以为真，出来带头表示响应政府卖余粮的号召，甚至还要超额多卖。其他农民谁还敢叫苦、反对，或说不卖？如果这一切“软”的都还不行，“硬”的就来了。俗话说“半夜吃柿子——专挑软的捏”。农村中最“软”的莫过地主，富农，抓两个出来，或说他家私藏粮食（农民哪个家不藏一定储备粮？），或说他“不满统购统销造谣破坏”，或说他“煽动闹粮”……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咋说都行。于是弄来开大会批斗，公安局马上配合，当场逮捕。那时连逮捕证都不需要，一根绳子捆起拉走就行了。老实的农民早都吓呆了。当时有个和我父亲多年相识的老农民，到我家悄悄对我父亲说“到了这一步，莫说喊你卖粮食，喊你卖老婆你也不敢不答应啊！”
这就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是苛政、暴政下农民悲惨的处境！不过平心而论，统购统销虽然让农民受害不浅，但又还没弄到要饿死人，像三年大饥荒中“猫儿饿得舔磨子，老鼠饿得啃砖头”那样的惨景。因为当时农民手中毕竟还有些芋头、红薯、瓜果、蔬菜一类的东西，可以“抵挡”一阵子，到夏粮一出来，情况就缓解一些了。于是当时报上便大肆宣传“瓜、菜可代半年粮”，“红薯营养很丰富”。不过写文章的人，却不会去拿瓜菜红薯当饭吃的。
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后的农民分得土地时，以为自己当真就是土地的主人了。却不知中共才是这个全中国唯一的“大地主”。而“统购统销”只不过是当局准备掠夺农民第一招的“小试牛刀”，而“小试”之后，善良老实的中国农民，基本都逆来顺受了，反应并不强烈，更没在全国出现上万宗“群体性事件”。于是当局一道道的“优惠套餐”就给农民端到桌上来了，从互助组而初级社，而高级社，而人民公社，而无偿劳动大炼“钢铁”，乃至收回自留地，不准搞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招比一招狠，招招致命，刀刀见血。到这时，农民别说反抗，连呻吟的气力也没有了。所以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三十万人而风平浪静的河南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见此情景，不无得意地赞叹道：“多么好的老百姓啊！”
（本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