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维基百科）
曹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极具神奇色彩的天才剧作家，本名万家宝，字小石。他的每一部剧作都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打动着读者和观众，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戏剧界的天才
曹禺出生于官宦家庭，幼年时的他常被继母带去看戏曲和文明戏，这为他日后演戏和写戏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直到现在，他天津的祖宅里，还有一面墙上挂着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曹禺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复表演的脸谱汇集：高兴、愤怒、甜蜜、遐想、鄙视……。
1933年，曹禺一夜成名。他的作品《雷雨》一发表便造成轰动，不但被搬上舞台，在各地巡演，迄今，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各地，仍然被一代又一代的表演着，甚至还被改编成电影。
《雷雨》与《日出》合集。（维基百科）
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发表时，天津《大公报》的副刊编辑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家，进行了两次集体的讨论，可说是盛况空前。
曹禺自此成为中国戏剧界的“天才”，当时甚至有作家为他写下“一时海上惊雷雨”的赞诗，而他的巨著《雷雨》迄今还是中国文坛上无人能超越的“百年一戏”。
“诛心”的伤痛
1940年，中共开始了“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发起“诛身”、“诛心”运动，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敢讲真话的作家就会遭受残酷的杀害。
而比“诛身”更可怕的是，中共对受蒙骗奔赴延安的所有作家祭出杀手锏：统一用工农兵的大白话创作。曹禺自幼家学修养深厚，练就的是古朴典雅、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因而，尽管他经受了无数次的洗脑，在他的笔下却怎么都流不出通俗的文字。
更为荒诞的是，在中共发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要按当时运动的潮流，对《雷雨》进行改写，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是左……舞台上的演员也被要求要带着“阶级感情”去表现所饰演的角色。
曹禺在“文革”期间还被迫写一些表态文章，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才算过场，但回到家里却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经过“文革”的十年浩劫，晚年的曹禺犹如断臂之人。一切都明白了，但人却残废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精神残废”了。
曹禺全家福，女儿万方说：“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网络图片）
他的女儿万方曾表示：“我父亲被扭曲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不能不写的渴望与不能写出的矛盾，成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
1966年，曹禺开完作家会议刚回到北京，一走进他担任院长的“北京人艺”的大门，他大吃一惊，院子的黑板上、墙上到处都贴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字标语。之后，写不完的检查，没完没了的恐吓电话，让他的精神完全崩溃。
一个冬天的夜里，一帮“造反派”突然冲进他的家门将他带走，被带走之后，他被关在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军宣队要求他写认罪检查书，“写得好”才能过关，但经常是修改了七、八次仍不能通过。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他曾经很羡慕在胡同里遇见的一个扫地的老太太，可以苟全性命。他说：“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精神残废的晚年
晚年的曹禺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时必须依赖安眠药。有一天清早醒来，他满脸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模样骇人。原来是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地，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吃药后的他，有时会将潜意识里的话语一一浮现出来：
“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着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
“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禽兽比他们好。恨就恨爱就爱。”……
他的女儿万方说，她亲眼看到父亲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的那个曹禺了。1996年，这位中国戏剧界的天才在饱受身心的双重折磨下黯然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