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4月26日讯】现象是多种规定的集合，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就热闹一通，但是浅尝辄止，没有把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以后，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可能是一种很偶然的因素，很次要的因素，很短期的因素，但现象表现就往往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新的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过了几天，因为现象的变化很快，所以这个事情好像人们又不关注了。
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会觉得是一个新问题，这是因为对本质没有认识，所以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来的那些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被遗忘。或者是当出现新形势的时候原来已有的认识变模糊了，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于是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就很不足。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浪潮来的时候都要把基本问题弄清楚，因为本质的东西是比较稳定、长期存在的。如果能够继承原来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设，把新的现象加进来，就能够步步的深入来理解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与会者预先提出的问题有上百个，随便拿一个，现在来给出答案其实是不能的。但是我们似乎有这个习惯，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从技术上把过程弄的更好，然后自己再来找到答案。
有一个问题，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属于政府官僚推动型的改革，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源在哪里？这里面好多事情都不清楚，比如，这个问题中，前三十多年改革是什么改革？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官僚推动型的改革？好像这些都不是已经弄明白了的。
那新一轮改革动力源在哪里？这个问题几乎是没法回答的，想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源头上去，那改革内容是什么？前三十年的改革是谁推动的？是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若干个社会力量推动的？那么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期望，不同的做法，那么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期望，不同的目标是同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由不同的社会力量推动的？这些问题如果都不清楚的话，就没办法回答动力源的问题。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此时此刻能解决的，需要搞清楚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哪些发现？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有可能，也许今天，也许更长一点时间可以给出答案。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每一次都是把当前的问题回答了，没有退回去，弄清楚本质的问题，所以现在接不上。
再举一个例子，去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领域在工业，结果煤、钢、黑色冶金普遍涨价，其它行业生产未见改观，到目前为止成效并不令广大民众满意，这是不是一个伪供给侧改革？如何才能有效的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推动，障碍在哪里。
但是到底什么叫供给侧改革？这个基本问题要搞清楚。2015年提出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又跟“三去一降一补”是一回事了。于是这个问题就是“三去一降一补”，或者叫结构调整的障碍在哪里？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法回答，因为前面有好几层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单单就问题本身显然没办法回答，要回答就要一直退回到最初，为什么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供给侧？为什么要结构性改革？这个口号提出以后一炮而红，当时就没有把这些事情追问清楚，以至于现在问题来了，无法解答。
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基本问题，所有现实问题都需要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问题，然后一层层的往现象推。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分工。还可以再讨论到底哪一个抽象的最对。但是这个办法是正确的，因为要通过研究，把本质的东西抽出来，然后一层层的把次要的因素加进去，这样最后就浮现出整个的现实。而不是急于就现象论现象来就事论事的回答问题。
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一个是靠人口红利，一个靠海量投资。但是这两个方面都碰到问题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左右就已经消失了，劳动力总量从去年开始就在下降。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用不下去了，它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回报递减。2009年那一轮刺激，增长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而且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的刺激强度不比那个时候差，但是效果递减，到最近两年已经没有作用。另一方面，靠海量投资拉动经济的负面效应变得非常大，杠杆率持续攀升，已经超过了临界点，从去年开始，中国越来越可能面临系统性风险。
（节选自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和中信出版集团上海公司联合主办的“名家讲堂”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