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天河
铁流
流沙河（以上图片来源皆为看中国）
鸣其嘤嘤，求其友声，回归时光，追忆青春……
右二代谭作人先生，在风雨六十年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以当年文汇报社论为标志，全国性的引右反右政治大迫害，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过去，当年一心一意为党为国出谋划谋或提出批评意见的民族精英，后来的右派老人，如今在世的，还有多少人？”
成都当年所谓斐多菲俱乐部右派七君子，如今存世仅石天河、流沙河、铁流（晓枫）三人，其它四人丘原、茜子、遥攀、储一天早己谢世。可是刼后余生的他们，却不能坐在一起品茗聊天，笑说往亊，把酒迎风，痛斥毛魔，老记着那些“争取从宽处理”揭发检举的往事，何不一笑抿恩仇，坐在一起化解怨气不是更好吗？
提到60年前反右往事，使我唏嘘不已，老泪横溢。5O年代是个理想的社会，人人有理想，个个有抱负，而更多的青年人热衷于文学，好像文学可以兴利除弊，建设国家。我最早知道流沙河三字，是1951年夏在成都驷马桥乡搞土改，当时的《川西农民报》每周都要刊登一节他和茜子合写的、反映农村变迁的长篇小说〈牛角湾〉，很是崇拜。
两年后的1953年3月，我报名参加了四川文联创作辅导部举办的文学创作班学习，才看见了流沙河真身。此时他的短篇小说〈窗〉很有軣动效应，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有过短暂交谈。自此我爱上了文学创作，视它为终生追求的职业。很快我的处女作〈兰二爸〉问世于《四川文艺》月刊，“晓枫”两字出现于省内报刊，频率越来越高。
1956年4月，中共成都市委吃掉最后一家民营报纸《工啇导报》，改名为《成都日报》，为了增强报社党的领导力量和编采队伍的工农成份，时为土改工作团团长现在总编辑的张烈夫，硬将我从市委办公厅调入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主管诗歌、小说、散文，这样与流沙河、茜子、邱漾、遥攀成为工作上的同志和朋友，与储一天、石天河仅是点头之交的相识。
在我们言之七人中，最有才华的是流沙河、茜子、邱原，可不久我的小说“风水树”问世了，被誉为有李准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的水平，被人改编为话剧公演并引起了热烈讨论。
在“双百方针”和“文艺作品要敢于干预生活”的策鼓下，我的大毒草“给省团委的一封信”发表在《草地》文学月刊十月号上，在省内以至全国推起了掀然大波，与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并列。
可是荣誉、鲜花、掌声，埋葬了晓枫文学创作的生命。写真言实的人性小说为中共禁忌，毛泽东要的是歌功颂德，万岁伟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不可触犯的天条。全国知识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诱惑下，昏了头脑，均蠢蠢欲动。
《星星诗刊》于1957年1月创刊降世，流沙河一组补空页的散文诗“草木篇”冒了出来。不知是违反了天条还是触及了谁的利益？中尖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亲自披挂上阵，以“春生”署名，在《四川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讨伐檄文“百花齐放与死老鼠乱抛”，拉开了“有领导、有组织”大批判流沙河的活动，声势浩大，来势汹猛。
忽如其来的大批判，激起了正义力量的回击。反批判的义军突起，石天河跃马挥戈，其他人纷纷跟上。两军对垒必然界线分明，“七君子反党集团”和“四川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就这样形成定性，在”伟人”的钦点下成为最大一椿历史冤案。胜者弹冠相庆，败者保命嘶咬，“检举揭发，坦白从宽”，“靠拢组织，落石下井”，使昔日的朋友反目，到后来竟成为仇敌。“七君子小集团”多数入监，背负重刑，不解与恩怨自此深埋心间。老死不相往来，连提说名字也十分反感！仇乎，恨乎，痛乎，难已说清？
我三十年拼杀商场，己非小度鸡肠的文人，一切看得穿，看得淡，对于时代造成的谬误，不再耿耿于怀。啇场的名言是“世界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
人生百年，相知几人？我希望六十年后的今天，劫后余生的三人能够坐到一起，聊聊，叙叙，解开上历史的那把仇恨的锁，开开心心每一天！我们不再会有七十年，那时谁还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