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挨饿。（网络图片）
经济紧张后，老家的情况越来越拮据。近几个月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得了高血压性心脏病。母亲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单是因物资紧张，也是没有胃口。我这两年来东奔西跑，娴也早出晚归。母亲带两个孩子太累，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让她轻松点。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的病很担心，看我瘦了这么多，她哭了。我不想让她担心，加重她的病情，回家几分钟后就去北京医院住院。
经过各种检查，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内科主任吴洁是我的前辈；在成都华西坝我念医学院时，他已经在教课了。他主张不要做手术，我也不愿手术治疗。开始饮食及服药结合施治，住院起第三天起，大便已经没有血了。
我住院的第六天下午，娴打电话到医院告诉我，母亲病重，让我立刻回去看看。我要了个车子赶回家中，母亲是心绞痛，已经垂危。我同娴抬她到车上送入同仁医院救。
母亲的心肌梗死范围不大，急救比较及时而得当，很快脱离了病危状态。就在同仁医院病房住下。两个孩子暂时由我的舅母看管。好在同仁医院就在北京医院旁边，我常常去看她。娴则每天傍晚先来看我，然后我们一同去同仁医院看母亲。
北京医院是我的庇护所。此时反右倾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住院可以避过这个政治风头。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布置下，长安大街上，每隔二、三十米就横挂着红绸长幅，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我在卫生部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已被点名受批判，但是不知道详细情况。我大哥在五零年代初期的三反运动中被降职处分，但仍任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长。我大哥是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但从未有一次运动他能幸免于难。娴要我向保健局或卫生部打听一下。我说不能打听，打听出来也没有办法，弄到谁的头上，也只能逆来顺受。别人帮不上忙。
我全心全意想离开一组的工作。我想离开的原因并不是和毛工作上出了问题，而是我和叶子龙与李银桥之间的勃溪已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两在一组待久了，与我格格不入。我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但他们对我颐指气使，要我负责和保健毫不相干的厨师问题。此外，我还得一天到晚做江青和她护士之间的调停人。我已经四十岁了，还在做一般的保健工作。我仍想做外科工作。
到九月下旬，毛回到北京，九月廿八日李根桥和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到医院来看我。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出院，并且告诉我，今年是建国十周年，要举行大庆祝会。过去十个月来，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赶工完成毛的十大工程，以迎接十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扩建到今日的规模，广场可容纳五十万群众。广场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届时将有壮观的阅兵和烟火。李和罗都觉得错过了这场盛会很可惜。但我不想去观礼。
到十一月中，母亲病情有了变化。一天早上起来后，她自己到卫生间去洗浴，可能水热了些，她昏倒在浴池内。经急救检查，是广泛的心肌梗死。这次可不同于上次了。她处于休克状态，一直没有好转，我赶到同仁医院病房的急救室，她的血压已经很低了。内科主任同我说，很难抢救过来了。数小时后，母亲于傍晚时分撒手人间。她最后一句话是，想看看两个孩子。
我们没有为她举行葬礼。保健局给联系好火葬场。第三天火葬后，我将骨灰盒放在我的书柜上，不愿将它送往八宝山。也许上海或南京那边的医院会要我去，如果离开北京，可以带上一起走。
母亲去世，琉璃厂的老家怎么办呢？只留两个孩子在那里是不可能的。我去找罗道让。他仍在主管警卫局的行政事务工作。他不同意我住在老家。他说：“主席并没有说，你可以不必回来工作。你住到老家去，他再叫你回来工作，孩子谁管呢？”我说娴可以管。罗又说：“你好好想想看，如果主席要你回去，一年到头常出差，这个家不是散了。不如都搬进中南海来，南楼内再给你一间房子。”
我同娴商量半天，也只好这样办。大孩子已上学，可以骑车来往。中南海内有食堂，不必自己做饭。小孩子送入卫生部托儿所日夜全托后来又转送北海幼儿园，这里离中南海近一些。
将这些安顿好了以后，娴劝我再住院治疗，我又住到北京医院。周末娴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说：“你要准备真有可能回一组。照你现在的体质，去了又会病，还是再治治好。”
琉璃厂的老家空出来，我们家里没有人去住。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趁机让我们交出房产所有权。十年前天真热情的回到祖国来服务，十年后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被共产了。我感觉十分惆怅和伤心。我失去了珍贵的祖产。日本侵略中国后，我和母亲逃往苏州，一去十七年，我童年时光是在老家度过的。回中国后，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根植在老家中。
一组在十二月底召我回去工作。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徐运北来病房我。他已经向吴洁了解了我身体情况。李银桥九月来看我时，便想叫我回一组，但吴洁推说我还需要治疗。现在副部长亲自出马，吴洁只得同意让我出院。
徐问我什么时候出院。我说打算多住些天。他说现在黄树则的母亲去世了，黄去天津葬母，一组没有人工作。我表示我不想去。
徐立刻说：“现在可正在反右倾，外面热火朝天，你住在医院里，又没有大不了的病，这不大好吧。”
我一听徐的口气不大对头，里面似乎有威胁的意思。我在医院的四个月内，外头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彭德怀元帅被撤职，他手下的总参谋长黄克诚也未能幸免。罗瑞卿升职，接替黄的职位。一九四九年便半退隐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取代彭成了国防部长。许多人不懂毛为何指派健康状况不佳的林彪就任此要职。
林彪就任国防部长，立即召开了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发了言，不但批了彭德怀，而且将朱德批了一顿说，朱是什么总司令，当总司令从来没有指挥过一次战役，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简直是个黑司令。林的发言稿是经过毛事先看过的。看来这些提法，毛是同意的。
看情形我如果再坚持住院不回一组，岂不很容易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我于是说：“等我办好出院手续再去。”
徐说：“出院手续办不办都可以，我告诉他们就可以了。”徐兼任卫生部党组书记，自然有权这样办。
毛此时在杭州。王敬先两天前便打电话给罗道让，要我随时动身前去杭州。十二月廿二日，我与李银桥搭机前往杭州。
起飞不久，遇到暴风雪，飞机颠簸得很厉害，只好在南降落。我们到机场休息室，江苏省公安厅洪厅长正在等我们。洪告诉我们，京沪杭上空有一个强暴风雪带，飞机通过有危险，他让我们到招待所住一夜再走。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一辆小轿车在暴风雪中上路，沿过去的京杭国道驰去，下午三点钟到了杭州汪庄。这时毛仍没有睡醒。晚上我才见到毛。
我说：“我已经恢复了。主席可能感冒了吧？”
毛说：“不晓得，只是不舒服。”
我说：“我给检查一次吧？”
毛同意了。我给量了体温。稍有微烧。听诊没有异常。心脏、血压和脉搏都正常。我同毛讲，是有些感冒和支气管炎。
毛说：“马上开会了，怎么办呢？”
我建议他服点抗生素和感冒药，防止继续发展。毛同意了。
次日晚上体温恢复正常，咳嗽也减轻多了。毛很高兴，说：“说嘴郎中还有点好药。”
我趁机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建议，明天是主席生日，想大家会餐庆祝一下。”
毛说：“我历来不主张过生日，不过大家聚聚是可以的。我还没有全好，你们去会餐，我就不去了。”
我出来后，告诉了叶子龙。叶听了以后，笑逐颜开，抿抿嘴说：“行啊，我们亁它一顿，这一次一定把王芳灌醉。大夫你干了件好事啊。”
廿六日毛醒了后，大家一一进去给他祝贺生日。毛已经完全复原，对这次治疗很满意，同意和大家照像。
宴会就在参号楼餐厅内举行，一共摆了八桌。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由江华、王芳作代表去看了毛。毛告诉他们，不能铺张，不要说做寿，只是大家聚聚。
江、王出来后，大家开始入席。这可真成了宴会，浙江省的名菜都摆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燕窝乳鸽和砂锅鱼翅，确是别有风味。席中叶子龙将王芳真的灌得大醉。王敬先悄悄同我说，现在全国这么困难，饿死人，我们这样大吃大喝，太不像话。
我深有同感。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正在挨饿。一九五九年的秋收比前一年还糟。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以百万的人饿死。等这场饥荒结束时，死亡人数会上千万。在中国哀鸿遍野之际，我和林克、王敬先、叶子龙、李银桥、浙江省的这批领导人，大举庆祝毛未出席的六十六岁大寿，眼前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公安厅长醉得倒了。我心中感慨万千。
我跟王敬先说：“在这个环境里，不随波逐流，就会受嫉。除非下决心，挨整也离开这里，才能对得住良心……”
唯一对得住良心的方法是离开一组，但我第二次的努力又告失败。
一组这个环境可真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特区，任何纪律、法律、规定，都不能在这里起作用。这是块世外桃源，真是块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只有毛能统治我们。
还有噬啮着一小撮尚有良知的我们的罪恶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