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上山下乡”使大批知青年被送往边疆乡村。（网络图片）
北京的69届是上下够不着的一届、是被遗忘的一届、是付出巨大牺牲的一届、是最受不公待遇的一届、希望69届的同学们联合起来──让历史为我们这一届作证，加载知青运动史册。
北京的69届
北京的69届是应当提一提的话题。关于上山下乡的研究文献或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专门关于69届的评论或描述，当“老三届”这一专有名词加载知青运动史册时，同时代的另一个专有名词“69届”却一次次被人忽略。在上山下乡大军中有相当数量的69届学生，35年过去了他们却仍然这样的默默无闻，也许这本身就是诉说。
69届指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生。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6年级小学生。那年6月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为止。小学不再管辖他们，乱世中，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他们。直到67年10月这些人才被收编，进入了就近的中学。
69届的中学课程大致三部分，学习毛着、批判学校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他们既不像上边几届的学生有过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程，也不像后来几届的学生“复”了文革改编教材的“课”；他们几乎没有上一天文化课。偶尔，酷爱自己学科的教师可能借题发挥传授过一点文化知识，比如，借读语录之机讲讲修辞，借读诗词之机讲讲古汉语，指着场院上的粮食囤讲讲体积计算……就是这样的初中69届也只上了不到两年，69年8月这批学生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他们在中学逗留时间之短真是空前绝后。
对待北京69届的上山下乡政策不知为什么特别绝，没有像别届那样的留京名额或因特殊困难的照顾名额。69届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嫩江国营农场。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门站每天都有北上、南下、西去的列车，把混沌的小不点儿们运送到遥远的边地。那时他们多数是16岁，我的同班同学梁必业将军的女儿上学早，就只有15岁。
由于69届学生这样的背景，他们在上山下乡的群体中注定是弱势。在生产劳动中他们还能一拼，和大同学一样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可是每逢在当时盛行的会上表态、“讲用”学习体会时，他们就相形见绌。他们的发言常常通篇抄袭文理不通。后来讨论“儒法斗争”，他们的发言更是常常把人物、年代、史实张冠李戴。听众中总有高年级同学无可奈何叹息，“唉，真是69届！”
口头的工夫在当年特别要紧，知青中的风云人物先得能口若悬河。由于69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差距，他们中出人头地的就少。当然，有些69届天姿国色的小姑娘被安排在师、团首长身边做打字员、机要员、电话员，从而脱离繁重劳动倒是可能的。
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69届又一次呈现群体的弱势。老三届有原来的文化基础，在艰苦劳动中往往保持了一定的学习习惯，功课说捡就能捡起来。69届完全没有学过数理化等文化课程，他们在长达8年的劳动中知道留心弥补的人很少。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传来，他们却早变成壮壮的姑娘和强悍无比的男劳力了。忽然要靠学习成绩入学，69届的便望尘莫及全都傻了眼。风云变幻机遇擦肩，但历史铸成的错误却无情地碾碎了69届这群人腾飞的梦想。
在风雨如磐的蹉跎岁月中，69届的人即使犯错误也犯得丢人。老三届忧国忧民，问题常常出在政治言论上，比如《血色黄昏》的主人翁原型47中的马波。可69届的犯事儿却屡屡犯在刑事上。74年我所在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69届的。
北京108中一个69届的深秋时为了一只价值120元的上海手表，杀了北京116中一个69届的，当夜把尸体沉进深潭。13天后受害人的尸体面目全非地浮出水面。次年2月2日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21岁的凶手。
2月里是大部分知青回城市探家的时候，公审大会很是冷清。我所在的连队尚有没有回家的劳动力在，所以男生被派去为死刑犯挖坑，女生被派去维持会场到刑车之间10来米距离的秩序。
我和同学们到刑车跟前时公审大会正在进行，礼堂的侧门关着，我们听不见什么，就踢沙包就地取暖。忽然，保卫干事高喊“拉手拉手”，门哗地开了，气氛一下森严起来。带重铐的死刑犯被带白手套的军人拖着，跌跌撞撞走向刑车。
近距离地看见自己的同学那没有血色的死灰般的脸，听见镣铐发出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一个69届的同学忘了她的任务，哇地叫了一声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搂住我。我个子大些，但同样是69届，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手脚冰凉牙齿打颤。死刑犯不知为什么流了许多口水，前襟都是湿的。他被拉到两里地以外的7号地枪决。天气过于寒冷，据说连里去的男生用镐头破土很困难，坑就挖得草草了事，长度不够，受刑的人下葬时相当费劲，足端埋得过浅，棉鞋当晚就让当地的老乡脱去了……
也是74年，我所在的连队一个69届同学在4月的一个夜里忽然在菜窖里生了个足月的婴儿。她是门头沟井下矿工的女儿，身材瘦小，十月怀胎竟瞒住了大家的眼睛。她是伙房的炊事员，怀孕期间仍抬得起6层的笼屉，沉默寡言，劳动非常出力。生产是在夜间，没有人发觉。天蒙蒙亮时，她照常通开了食堂的炉火干活。不过天亮时，我们看见了满地鲜血和她回宿舍后才娩出的胎盘，那血乎乎的东西放在脸盆里，用枕巾盖着。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婴孩之父是在砖窑烧火的那个劳改就业职工，一个幽灵般的70岁老头。
这个同学在集体宿舍过了“月子”，后来安排在砖厂干湿坯的活儿，开除了团籍。再后来，她以“病退”名义回到北京门头沟，据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单身矿工洗衣为生。
岁月流逝，69届最终没有出现徐友渔那样的学者，没有出现老鬼、史铁生那样的作家，我的同班同学《龙年警官》的作者魏人好容易有点起色，却对警匪的故事情有独衷。一度好像有“老四届”的提法，但“老三届”马上割席，谁愿意和鱼龙混杂的小可怜儿们一起进入史册啊！
直到今天，我们这些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会怀着自卑和遗憾无限辛酸地说，“我是69届的。”不过，这是一句许多人听不懂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