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道德沦丧始于何时？（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17年8月11日讯】一篇讨论当下道德危机的人民日报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不仅承认当下道德沦丧之普遍，不仅把经济滑坡的根本原因归为道德沦丧，文章甚至这样大声疾呼：“与其说我们遇到了几十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还不如说我们遇到了千年难逢的人性危机——信任危机。”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道德大变局，三千年未有之道德沦丧大变局，至此跃然纸上。显而易见，这篇人民日报文章在现象描述上是充分的。但是，也许是人民日报的角色所注定，无论现象描述多么充分，在对道德沦丧的深层原因的挖掘上，文章没有任何可圈可点之处，其戛然而止、欲言又止跟现象描述的充分恰成对照。
那么，深层原因到底何在？理论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理论是灰色的，令人厌倦的。具体的史实才最说明问题。那么还是用具体的史实说话吧。
中国的道德沦丧始于何时？有如下几种回答，一说市场经济时代使然；一说始于十年文革；一说始于反右，一说始于大跃进。这些答案我难以认同。我认为它们都说太晚了，中国道德沦丧的起始时间其实早很多：在我看来，有“开国第一文化罪案”之谓的“《武训传》批判”，同时也是“开国第一道德罪案”，这一道德罪案已经打响了道德沦丧的第一枪。
这一枪是致命的一枪。它不仅精确命中了“善”，而且精确命中了“民间善”。
武训以什么著称？当然以善人著称。出身卑微的武训，一无所有的武训，为了让穷孩子读书，受尽屈辱，历尽磨难，毕生行乞，终于集资办了三所义学，成了“为兴学而生，为兴学而死，一切为兴学，兴学为苦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这样一个善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不会有争议，都会被公认为道德英雄。但偏偏在建政之初，以他的事迹为题材的传记片，会彻底激怒最高领袖，竟于百废待兴之际，亲自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大批判，最终给武训戴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三顶高帽。文革中武训再遭大难，不仅全国共讨之，连埋在地下半个多世纪的遗骨也惨遭摧残――革命小将扒开了武训的坟墓，掘出几根未朽的骨头，装在粪筐中游街示众。尔后武训遗骨便不知所踪。
仅因行善，即遭轮番鞭尸，比当年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鞭尸楚平王，犹过之而无不及。这惨烈结局，对所有国人都是当头棒喝。其后的土改等运动，更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消灭善尤其民间善。民间善无非依讬几大主体：一是基督教等宗教组织；二是祠堂等宗族组织；三是商会同学会同乡会等自治组织，四是民间大户。但经过土改等运动的扫荡，他们全军覆没，民间善再无立锥之地。这实际上是对民间善的“社会主义改造”，比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早了好多年。通过如此这般改造，善被公权力收编，只能由公权力垄断。只能有党恩国恩，决不允许党恩国恩之外有任何民间善，有任何民间道德权威。文革时期，甚至全民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真是人伦扫地。公权力垄断对道德的巨大破坏性，至此达于极致，令人瞠目结舌。
如果说建政初绞杀的善人主要是武训，文革前后绞杀的另一个善人，则是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刘文彩道德上的确谈不到完美，但后来能幡然醒悟，奋起直追，仍属可贵，其实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不是今天的流民社会，而是安土重根，每个人都属于特定的共同体，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归宿。最重要的共同体或者说归宿是家乡、是宗族。发迹或许可以不择手段，但发迹之后必须衣锦还乡，否则如锦衣夜行毫无价值。一旦衣锦还乡，则必须有所敬畏，谨守共同体固有的伦理规范，积善行德，造福一方，才可能光宗耀祖，荫及子孙。刘文彩即是如此。1932年回到故乡安仁，从此浪子回头，修路筑桥，济困扶危，乃至不惜以举家之力兴办义学，总之全力自我救赎，终于赢得善人称号，从暴发户变成了地方乡绅，成了家乡的建设者。这无疑得益于乡土自治社会强大的道德引领力，有如地心引力，任何人难以挣脱。中国社会之所以很大程度上被称作伦理社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如众所周知，善人刘文彩也不得好报，被刻意塑造成恶霸刘文彩，而且也跟善人武训一样，被掘墓抛尸。不同时代的两个大善人居然同样命运，令人震撼。但最震撼的还不是他们个人的浮沉，不是定点消灭社会上一个个民间善的符号，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消灭民间善的社会基础。从刘文彩的故事中可以知道，民间善的社会基础，即是强大的乡土自治社会。正是乡土自治社会的道德引领，才把早年的浪子刘文彩，变成了晚年的善人刘文彩。自治是民间善的活水源头。没有自治，就没有民间善。而在建政之后，公权力不仅通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收编了民间善，垄断了全部的道德资源。更绝的是，通过权力的全面占领、全面征服，彻底消灭了乡土自治社会，从而斩断了民间善的活水源头，让民间善永不能复生。
民间善彻底归零。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自我引领，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自律机制。全社会不仅必须在物的领域即世俗领域彻底依附公权力，而且必须在灵的领域即精神世界、道德世界也必须彻底依附公权力。人世间再没有比这更荒诞的事了。因为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恰恰是最不道德的，最脏的。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是一切污染之源。正因为如此，道德必须独立于公权力，必须是民间的、自治基础之上的。公权力全面占领和征服道德世界，公权力成了道德世界的绝对权威、绝对统治者，必然的结局，就是公权力对道德世界的彻底污染。全社会的道德沦丧还可能遏制么？
公权力全面占领、全面征服的官治社会，成了彻底道德沦丧的社会，成了无神论的汪洋大海。这里所谓“神”，不单指宗教意义上的、造物主意义上的神，更指神性。什么叫“神性”？人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所谓神性，在我看来，说的就是人的“天使”的那一半，即向往美好的那一面。这应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只需要一种文化、一种制度来引领、来激荡、来发扬光大。正常的社会，必须是有神论的社会，不仅有作为终极力量的超越一切世俗力量的造物主的力量，更有洋溢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神性。这样的社会才可能不断自我净化，不断自我提升。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才可能适宜人类栖居。但是，一个无神论的汪洋大海，显然不可能是这样的。消灭了人内心深处的神性，消灭了人天使的一半，剩下的，就只能是兽性了，只能是动物性了。这样的社会，哪可能有什么诗意的栖居，而只可能是猪圈，每个人都在猪圈里打滚。无论他多么富有，多有权势，都无非是猪圈里的黄金屋，可以有物欲上的不断刺激，但终究欲壑难填，他永远不会有超越物欲的喜悦。干净、纯粹、高贵、感动、温暖，这一切超越物欲的美好，都跟他无缘。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生，该有多么的可悲。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而要结束这一切，必须从结束公权力的全面占领、全面征服开始，尤其从结束公权力对道德领域的全面占领、全面征服开始。社会的自治，尤其社会在道德领域的自治，则是一切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