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1939年，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在新四军云岭军部。
1927年，中共破坏北伐，分裂国军，篡夺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联手白崇禧，在上海四･一二清党。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创建南京国民政府，与联俄亲共的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对峙。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受苏俄和中共挑唆，宣布蒋介石为“反革命”，下令罢免蒋介石的职务，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通缉蒋介石。
龙潭大捷国民党宁汉统一 谭延闿当选党政最高领导
1927年9月，分裂的国民党实现“宁汉合流”，公推湘军元老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
7∼8月期间，蒋介石受汪精卫和兵临长江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五省联军”的两面夹攻。为了促成国民党的内部团结，共同完成北伐大业，蒋介石于8月13日毅然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8月31日，南京北伐国军三位总指挥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分别指挥三路大军，与偷袭南京的孙传芳“五省联军”激战七天六夜，终于力挽狂澜，彻底歼灭孙传芳主力，打赢了北伐战争中最艰险最具决定性意义的龙潭战役，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基业。
龙潭战役大捷后，此前因反共清党问题和内部其他事务对立的国民党宁、汉、沪（由林森、谢持、张继、邹鲁、戴季陶、居正、许崇智等元老组成的反共“西山会议派”）三方，决定合流统一。
9月13日，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在上海伍朝枢公馆召开会议，决定由各方分别推举，总共推举出32人，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为党国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再由特委会决定和委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各部部长。尽管各方推举的人选不尽相同，三方均共同推举汪精卫、胡汉民、蒋中正（蒋介石）、张继、张静江、吴稚晖、戴季陶（戴传贤）、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杨树庄14人为特委会委员。
9月15日，由上述14人以及谭延闿、孙科、于右任、林森、许崇智、居正、李宗仁、李烈钧、伍朝枢、邹鲁、陈公博等总共32人组成的特委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并公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特委会常务委员。
同日，国民党宁、汉、沪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开会，决议开除勾结附逆共党证据确凿的邓演达、彭泽民两人的党籍，恢复王宠惠的党籍，继续审查有附逆嫌疑的陈公博等5人，并劝请下野的蒋中正（蒋介石）速出任事，共济时艰。
9月17∼19日，特委会连续三天召开会议，共同推举湘军元老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主持国民政府和党务，胡汉民、汪精卫、李烈钧、蔡元培、于右任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推举另一湘军元老程潜为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主席，程潜、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7人为军委会常委。特委会委任孙科为财政部长，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
9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南京同时举行就职典礼。至此，国民党在经过五个月的“宁汉对立”后，实现了合流统一。
汪精卫企图另立中央 张发奎游说李济深遭拒
（右起）1938年，原北伐第四军要员叶挺、张发奎、郭沫若、陈铭枢、黄琪翔在武汉合影。
然而，国民党前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汪精卫（汪兆铭），由于他自1927年回国后领导武汉国民政府以来的亲共反蒋等行为举措，遭到了反共的原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元老们的激烈批评，也得不到反共的粤桂籍委员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等人的支持，这次在党政军中都未能够得到最高领导权。失意的汪精卫非常不满，认为李白（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在特委会影响力过大。为了夺取最高领导权，汪精卫不惜制造动乱，再度分裂国民党，他授意张发奎以追击中共叶挺、贺龙叛军为名，率武汉粤军南下广东，劝说两广党政军最高长官李济深拥戴自己在广东另立中央，以对抗谭延闿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
不久前，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等人，策动武汉国军发动“八一南昌暴动”，武汉国军第二方面军被叶挺、贺龙等人拐走损失数万兵力，令过去一直把叶挺、贺龙当作“好兄弟”对待的总指挥张发奎十分悔恨恼怒。他终于认识到叶挺等共产党人无半点交情信义可言，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从此不愿再相信中共。然而，向来把自己的属下官兵当兄弟般关爱的张发奎，恨归恨，却始终狠不下心来，并不愿真对叶挺、贺龙等叛逆下狠手。
中共叶挺、贺龙、朱德叛军自南昌南下逃亡时，国民政府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两广党政军最高长官）请张发奎率军回师广东，协助广东方面剿共。于是，在武汉遭受蒋百里得意门生唐生智排挤的张发奎，便率领第二方面军剩余的黄琪翔第四军三个师兵力，在9月份回到广东。
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划出广东北江地区为张发奎、黄琪翔部队之驻地，并要求张黄二人立即出兵攻打赣粤边境的中共叶挺、贺龙叛军。但张黄二人受汪精卫指使，要求李济深通电反桂作为交换条件。李济深不愿反对李白桂系，破坏粤桂之间多年团结互助的友情，只得调动其嫡系第八路军陈济棠粤军和广西黄绍竑桂军北上剿共。这样，李济深第八路军在广州的城防空虚，张发奎、黄琪翔第四军便趁机控制了广州。
9月底，陈济棠指挥第八路军薛岳、徐景唐粤军，黄绍竑指挥广西桂军和黄埔系钱大钧第33军，自东西两面夹击叶挺、贺龙叛军，分别在汤坑和潮州歼灭叛军主力。叶挺等叛军头目仓皇逃亡香港。
作为汪精卫的铁杆拥护者（直到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并主张与日本媾和），张发奎为汪精卫四方奔走效劳，不遗余力。当时坚持拥汪反蒋反桂立场的张发奎便拉着自己的把兄弟薛岳，前去游说两人在粤军的老长官李济深，希望李济深跟他们共同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特委会并支持汪精卫，薛岳为此当场流泪，但还是遭到李济深的拒绝。张发奎和薛岳又去游说第八路军中的师长陈济棠和徐景唐，陈、徐两人均不表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回忆录》）。
汪精卫又派遣其亲信陈公博到广州传达其旨意想法，汪精卫要领导国民党到广州另设一个政府，以对抗南京方面（《张发奎回忆录》）。然而，李济深并不赞成汪精卫在广东开府，另立中央，以免破坏北伐大业的成功，破坏党国的团结统一（黄绍竑《五十回忆》1945年出版）。这便惹怒了汪精卫，汪精卫和张发奎便合谋策划了驱逐李济深和打击李白桂系的阴谋计划。
汪精卫制造兵变动乱 五羊城防卫空虚危险
民国时期，广州市永汉路（今北京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1月13日，张发奎以出洋为名辞职，离开广州赴香港，然后又在16日晚从香港返回广州。而汪精卫则调虎离山，以赴上海参加中央会议为名，邀请李济深一起同去香港再赴上海开会。
11月17日，汪精卫、李济深离开广州的第三天，张发奎、黄琪翔联合留守广东的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原第八路军薛岳、黄镇球等人发动兵变，用武力驱逐李济深驻广州的党政军各机关，包围并解散黄埔军校学生，把“四.一二清党”以来抓捕的400余共党分子全部释放，搜劫李济深和黄绍竑在广州的私人住宅，并企图抓捕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张发奎依仗武力，强行改组广东国民党党政军机构，并强令桂军驻守广东西江和东江的部队全部缴械。11月18日，由张发奎、陈公博、顾孟余操控下的广州政治分会，单方面宣布李济深的罪状，罢免李济深的本兼各职，任命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张发奎为军委会广州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代理主席（《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回忆录》）。史称“张黄事变”。
李济深跟汪精卫同船抵达上海，才惊悉张发奎在广州趁虚而入，悍然发动兵变，十分愤怒。他痛斥汪精卫，并指控“张黄事变”为违法叛乱，呈请南京中央剿办张发奎和黄琪翔。为了夺回广东，平定张黄叛军，李济深迅速调动第八路军的兵力。黄绍竑率桂军准备从广西梧州进攻广州，黄埔系钱大钧第33军和粤军陈济棠、徐景唐两师在潮州、梅县地区准备进攻广州，粤系第11军陈铭枢部蒋光鼐、蔡廷锴精锐准备自福建攻入广东。
为对付李济深调派的军队，张发奎急忙将黄琪翔第四军主力和薛岳、黄镇球两师调往肇庆、石龙地区，李福林第五军驻守在韶关、江门等地。国民党内部的粤桂之战，一触即发。而张发奎留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四军军部、教导团、两个特务营、新编成的第2师第3团、担负训练任务的炮兵团和一些警察武装。另外，加上李福林第五军少数兵力驻守在广州珠江南岸。
这样，广州市实际上出现了国民党兵力空虚的危险状态，中共便趁虚而入，企图在广州暴动并建立“苏维埃政府”。
莫斯科组织策划援助 叶挺中共暴乱五羊城
1927年12月，中共叶挺等人暴乱后的广州市永汉路（今广州市北京路）。
1930年代，中共红军在第二次围剿中。（除特别标注外，以上其他图片皆为网络图片）
早在11月10日，苏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中共方面苏兆征、罗亦农跟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乃曼共同制定了广州暴动计划。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海因茨･纽曼和格哈特･爱斯拉到达广州，策划在广州实施新的暴动，并带来活动经费200余万美元。
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广州暴动的具体部署和军事行动。12月10日，不甘心在广东惨败于粤桂国军的叶挺，奉命从香港潜回广州，被任命为暴动总指挥，潜伏在张发奎部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被任命为暴动副总指挥。当时，在张发奎、黄琪翔的部队中，特务营营长梁秉枢也是地下共产党员，教导团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潜伏共党，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本人也受中共的影响，立场左倾亲共。
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时，趁国民党军队在广州防卫空虚，叶挺、张太雷、叶剑英、恽代英、周文雍、聂荣臻等人，利用潜伏在张发奎军队中的共党赤色分子，发动了“广州暴动”。
这次广州暴动，中共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红军”的旗号，以叶挺为红军总司令，利用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的策动、接济和掩护，煽动广州市部分工人及近郊农民，组织成2000余人的工人赤卫队，先杀到张发奎所部教导团，杀死代理团长朱勉芳，拘禁了40∼50位反共人士，然后让叶剑英兼任教导团团长，策动教导团和特务营一部共2000余官兵参加暴乱。此时，叶剑英的地下共党身份方才暴露。
中共暴乱时，猝不及防的张发奎、黄琪翔、薛岳、陈公博等人仓皇逃到广州市珠江南岸李福林第五军司令部，然后急令驻肇庆、东江、顺德地区的第四军回防广州。
在叶挺、张太雷、叶剑英指挥下，中共暴动队袭击国民党驻广州各军政机关及位于维新路的警察局，击毙警察总队长李作明等许多官兵，释放全部被关押的共党赤色分子。叶挺亲率教导团的五连和炮兵连，打败了沙河燕塘一带的国民党炮兵。
到天亮前，中共暴徒攻占了大部分广州城，但是始终未能攻下第四军军部、十二师师部和仰忠街军械处，于是便放火焚烧。广州太平沙中央银行总行、南关、高第街、泰康路、海味街、南堤大马路、永汉南路、仰忠街等繁华地段的各处民房也遭到焚烧（《黄旭初回忆录》、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回忆）。当天上午，中共在丰宁路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发布《广州苏维埃宣言》。
广东家乡遭浩劫 薛岳愤怒杀俄人
张发奎和黄琪翔后来虽然从东江和西江调回部分军队，在12月13日平定共党叛乱，但广州市因共党暴动遭受三日大火，房屋被毁千余间，无辜平民死亡千余人，财产损失5000万元（《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回忆录》）。
年初在上海亲俄亲共反蒋的薛岳，这次目睹中共残害自己的广东家乡和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亲自指挥所部围攻苏俄领事馆（共党暴动总机关）。部队冲进领事馆时，俄人正在焚烧重要文件。薛岳见到这些文件，极为震怒。愤怒使他失去了冷静，也不考虑后果，惘顾国际公法，便下令逮捕涉嫌组织策动叛乱的俄国领事馆人员，把他们押上街头游行示众（《张发奎回忆录》），然后又下令枪决了俄副领事等数10人，拘捕俄正领事等60余人（《黄旭初回忆录》）。
张发奎虽然也胆大妄为，但不像薛岳这般冲动鲁莽。他知道不能再把事态扩大，否则将引起严重的国际后果，便以上司的身份阻止了把兄弟薛岳蛮干。张发奎亲自出面，安抚了俄国正领事夫妇一家四口人之后，又释放了他们，让他们平安去香港（《张发奎回忆录》）。
汪精卫承认防共过迟 呼请蒋介石出山复职
广州不幸遭受这场空前浩劫，社会舆论群情激愤，不知情者把一切责任和罪过都归于张发奎、黄琪翔二人。汪派控制的广州政治分会被迫对共党暴动事件引咎自劾，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广州市警察局长朱晖日均被免职查办；北伐第四军改组，以缪培南为第四军军长、薛岳为副军长，吴奇伟、邓龙光等人仍为师长。
由于“张黄事件”和共党广州暴乱事件，社会各方和舆论强烈指责汪精卫。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均对汪精卫感到不齿。一向能言善辩的汪氏，此时也无法为自己辩解，也无颜留在国内，只好决定带着黄琪翔一道远走法国，张发奎则远赴日本。出国前，汪精卫再次公开承认自己“防共过迟”是错误，表示深感内疚，并呼请蒋介石出山复职，共济时艰。
早在9月下旬，国民党宁、汉、沪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开会，已经决议劝请下野的蒋中正（蒋介石）速出复职，共济时艰。
12月11日，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汪精卫在出国前，正式提出《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获得全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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