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用实现民主的承诺，欺骗了很多那一代的中国人。（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看中国2017年9月26日讯】鲜英，字特生，1885年6月10日生于四川西充县。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908年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卒业后加入了保路同志会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鲜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首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是他的同乡和老师，民国时期主政四川的实力派军阀刘湘、杨森是他的同学，他不但在军界、政界担任过要职，而且还是一个靠发展实业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更让人感到特殊的是，跟中央与地方当政者都有着较深渊源的他，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斗争中，却选择了支持共产党，他在重庆的家——特园，成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联络、活动的一个中心，不但周恩来多次造访，而且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期也三次前往特园，鲜英更是被毛称为“现代孟尝君”，郭沫若还为特园起名为“民主之家”，冯玉祥亲笔题匾。
鲜英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最主要是受到恩师张澜的影响，当然自民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民主氛围对他的影响也不小，加之当时中共的主张确实吸引了不少像鲜英这样有抱负的爱国之士。国共内战期间，鲜英仍然坚定的站在喊着“民主”口号的中共这一边，在重庆的住宅被监视，甚至在国民党撤退时他被列在被刺杀的名单中，不过这一切并没有让他放弃他的“民主”立场，在最后关头还为保护重庆不被战火破坏策反老同学杨森，虽然杨森还是去了台湾，但重庆没有受到大的战火破坏不能不说有一份鲜英的功劳。这个时候的鲜英是个铁骨铮铮，仗义执言的汉子。
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鲜英成为新政协委员，后又成为一届人大代表，按理说他该好好享受他为之奋斗的“民主”生活了，但是他目睹了从土改运动到镇反运动，从五反运动再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他不但认识到所谓的“民主”社会，而且对“新政权专政”的手段也看的一清二楚，以前的铁骨铮铮、仗义执言的汉子不见了，而且在反右运动中还被迫发表违心之言，痛斥自己的朋友。1957年7月13日，在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鲜英作了《斥民盟败类章伯钧、罗隆基》的发言，节选如下：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两项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报告。
前几天在大会会场内，有几位老朋友向我说：“民主之家”出了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人，真是“败坏门风”啊！你怎么不说话呢？同志们，我不是不说话，我痛心得很，我愤怒得很，愤懑之极，正不知从何说起。在这几位老朋友启示之下，使我回想起从一九四零年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起，随后发展为民主同盟，直到抗战胜利，一九四五年底国民党反动政府迁回南京时为止，在这一段时间里的重庆“民主之家”的盛况。由于民主同盟故主席张澜同志住在我家，所以民盟同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共同志，都经常在我家碰头，形成以中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集议场所，郭沫若副委员长当时给它起了个名叫“民主之家”。民主同盟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中共的鼓励、策动、扶持、领导之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民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有它的革命局限性。但由于始终没有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陶熔教育下，奠定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以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凯和其他很多烈士们的血和很多舍身忘家、艰苦奋斗的同志们的汗，曾为了这个目的在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想不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一年地按计划胜利完成的今天，竟会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出自民盟，出自“民主之家”。不错，章伯钧、罗隆基都是当时“民主之家”的成员，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在今天他们又都做了民盟的副主席，在政府中有很高的职位，只说他们受党的教育培养多而且深，应当如何力图为国报效才是，谁想他们竟会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更甚至想把民盟引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呢？
现在大家都把他们的罪行揭发出来了。他们是政治野心家，不满于现有的政治地位，想趁党整风的机会捞一把，搞一个匈牙利事件，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企图。他们也不回想自己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政治地位怎么样，可以说丝毫说不上；生活怎么样，穷困、潦倒，无以为生，我曾经多次奔走张罗接济他们。解放以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又是怎么样呢，这可不用我再说了。可是小人难养，欲壑难填。大家知道章伯钧在开国初期就做了交通部长，但他自始就对人民托付的光荣职务毫无责任感，消极怠工，自己却以搜集古董字画自娱，还恬不知耻地自以为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如此而已”。请看这是什么心情？罗隆基见章做了部长，自己不免相形见拙，就随时流露出对党的不满情绪。他们彼此之间更是水火不相容，罗骂章是马路政客，章骂罗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团，互相诋毁，那时使故张澜主席最感头痛的就是他们两个。……
反动的右派分子们，你们估计错了。你们以为利用少数落后的旧知识分子，就可以兴风作浪，为所欲为了吗？你们不想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对于社会主义有了坚定的信仰，对新社会产生了热爱。开国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各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有目共睹，比起反动统治时代，真是八年比一百年，霄壤迥别。……
民盟的败类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们企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想窃取广大人民的革命果实，真是败坏了“民主之家”的门风。作为曾是“民主之家”东道主的我，对此特别感到愤怒，特别痛心。今天我以一个民盟的成员作了人民代表着此发言：我要声讨他们，控诉他们，我要和全体热爱社会主义拥护正义的同志们一道和他们坚决斗争到底，不到全部胜利决不收兵。
——1957年第18期《新华半月刊》
章伯钧、罗隆基等都是“民主之家”的常客，也是鲜英的老朋友，能让一个以前从不向权力低头的人违心做出这样一个发言，不知道是国民党太软弱还是共产党太强大？平心而论，在当时民盟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的情况下，鲜英的这个发言有自保的意思。但是，他终究没有躲过这一劫。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结束后，鲜英回到四川又参加了四川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受到了批判，1957年8月19日《四川日报》刊登了批判鲜英内容的文章：
代表们揭穿了鲜英的伪装，原来这是一贯夸耀自己所谓的“民主之家”的“民主元勋”，是一个军阀、官僚、大地主、资本家集于一身的老牌右派分子。在旧政协时期因民盟张澜主席曾住在鲜英家里，因此民盟开会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经常来往，这是事实，但这是由于党政全国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进行假和谈的时候；鲜英却贪天之功，说是自己“不顾生命财产的危险”和共产党打交道，完全是谎言。与会某代表驳斥了鲜英对司法工作是“完全凭司法人员的高兴与否，高兴就少判，不高兴就多判”的诬蔑。他指出：鲜英的诬蔑，实质上是想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不仅仅如此，针对鲜英在全国人大上的发言，《四川日报》在1957年8月28日又发表文章进行批判：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鲜英的态度也是极不端正的。他身为民盟的中央委员，人民代表，不对章罗联盟积极进行揭发，不对自己与无形组织的关系主动地向组织彻底交代，相反地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庄严论坛上鲜英竟大言不惭地说章伯钧、罗隆基败坏了“民主之家”的门风，意图把自己装扮成一付进步人士的样儿，吹嘘自己是“民主之家”的东道主。从他的发言中，使我们看出他别有用心的有两点：第一，为章罗联盟作掩护，强调他们之间的矛盾，把他们一贯反党的政治阴谋，简化为个人思想。空洞地谩骂一通，没有揭发出具体事实。第二，利用“民主之家”来丑表功，把自己扮得如何“进步”，装出“左”的姿态，既可以开脱自己，又可以掩蔽无形组织。由此可以看出那次发言的气味是不正确的，显然是经过一番研究，是个有意转移反右斗争目标的阴谋。
鲜英被划为右派，子女中也有两个划为右派，从“民主之家”到“一门三右派”，鲜英及其家庭受到了重大挫折，从此不但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而且思想上也极度苦闷，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文革中，鲜英居住在北京，三次被抄家，1968年6月，鲜英在忧愤中去世，时年八十三岁，同一年，重庆的特园，这个“民主之家”，在文革的武斗中被焚毁。
鲜英，一生为民主，最后却被他所误信的中共民主“承诺”害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