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期的汪精卫。（网络图片）
汪精卫的日伪政权还有一个人所不知的秘密，就是与共产党的秘密勾结，汪精卫一度就曾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而在汪精卫的伪政权中有两名中共的“一大”代表陈公博与周佛海，为了与共产党一起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伪政权不放过任何一个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合作反对蒋介石的机会。本来“西安兵变”后，共产党已经同意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改编，进行抗日，然而，共产党也不放过与汪精卫合作反对蒋介石的机会。
据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说：共产党与汪精卫接触，主要通过三条渠道。
我的外祖父杨自容，二十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中共，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
一九四一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告诉了我杨宇久的事。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给周家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我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杨宇久。我忙问：‘你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啦?’她回答说：‘替陈子儿丈夫丘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丘是国民党军官，日军占领南京时战死)。’我接着问：‘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电话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要见她。”不一会儿，杨叔丹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杨淑慧马上赶去，一见杨宇久就说：“你到了南京，怎么不来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当了汉奸，你姐姐并没有当汉奸呀!走，住到我家去。”于是将杨宇久接到了我家。当天晚上，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就和杨宇久、杨叔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她还是重复杨叔丹说的那一席话。周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绝不会仅仅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党员到日本军人控制的心脏——南京来冒这个风险的。你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杨淑慧也说：“你尽管说，我们是老姊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你姐夫绝不加害于你。”杨叔丹也在旁帮腔：“既然这样，你就说了吧!”杨宇久这才把她来南京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奸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杨到南京后，找到杨叔丹，要他向周汇报见面一事。但是杨叔丹不敢这么做，怕周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一九四五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一九四二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于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一九四三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三月的一个深夜，邵陪冯来到周家。周说：“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菜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一九四二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以上资料转达引自程舒伟、郑瑞峰着《汪精卫与陈璧君》一书，团结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一月版，第二九八至三零一页。)
从常理上说，只有中央政府有权与敌方谈判议和，任何下属私下与敌方接触，交换情报，交换利益，均属通敌卖国!中共作为接受国民政府中央领导的地方武装，在抗战期间私通日特与汪伪，定期出卖情报，换取日军默契，宽容中共自己的武装，集中力量打击其他抗日军队。
中共与日本中国特务机关，汪伪特务总部均有直线的、互明身份的秘密联系。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主要通过前日本大使馆情报部主任岩井，而与汪伪的联系是直接与汪伪特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长李士群直线联系的。
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
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抗日的重庆国民政府。
中共今天辩解说这些情报工作是为了拉拢这些敌人，这完全是不通情理，越描越黑，由岩井、李士群的身份，在当时均居敌特情报机关首脑要职，要投降也是投国民党中央政府，怎么会投降到偏居西北的中共地方武装。事实正好相反，是岩井、李士群充分利用了中共这个汉奸集团，换取中国的战略情报与资源，并分化中共武装，使日军与汪伪可以集中精力打击国民党的中统特务网络，打击坚持抗日的军队。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佐证细节是：岩井、李士群从来没有领取中共的特务津贴，而正是潘汉年，袁殊这些中共党员高干，定期领日本人的特务津贴，并常年定期提供有价值的中国情报。
潘汉年是以中共情报高级干部的身份，以帮助日本特务头子岩井在香港每半个月提供一次中国情报为条件，领取每月二万大洋的日特津贴，潘本人以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列名日本特务岩井化名册。潘本人持有日本上海领事馆签发给特务的特别通行证明。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是清楚潘的中共高干身份，也正是因此与潘合作的。战后，中共极力保护自己的通敌特务，潘汉年在战时就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彰，(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潘后来担任上海副市长的要职。
这次“秘密”活动的当事人胡均鹤被中共逮捕不久被处死，杨帆已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被捕。一九五五年三月中旬，潘汉年赴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是提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会议文件提及杨帆在上海公安局工作中的问题，四月三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赴潘汉年下榻的北京饭店，宣布逮捕审查令。四月七日，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批准逮捕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兼上海代表团副团长，连他的夫人董慧也受株连被捕。一九六三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行有三：一九三六年国共谈判时秘密投降国民党。抗战期间秘密投降日本特务机关，与汪精卫勾结。掩护胡均鹤等中统特务导致二‧六轰炸。其实潘汉年的这些“罪行”都是与当时中共最高领导有关，没有当时最高领导层的指示，潘汉年如何敢于与他们秘密谈判媾和。毛泽东不过是“过河拆桥”，“杀人灭口”。
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此人也是中共与日本的双料特务，常年定期领取日特津贴，他在与潘联系之初，就主动公开了日本特务身份，日本投降后，当国民党政府拟按汉奸罪对袁殊提出起诉时，由中共将他转移到根据地，此后，袁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后因潘案收监，但八二年后再次被中共平反。
在所有这些与日特敌伪勾搭活动中，中共特务们都是公开自已的中共党员身份的，并且几乎主要大事都是在中共中央指导下进行的。他们的汉奸行为也因此长期受到中共领导的包庇甚至表彰，只是在后来建国后政治斗争需要，也因为潘等人嘴上不牢到处乱说，才找个借口将他们以汉奸罪收监，但最终中共还是给这些汉奸全部平反了，并证明这些汉奸是在中共自己领导下工作的。
这是中共给列名日特花名册、定期领津的潘汉年的历史结论:一九八二年八月二三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潘汉年同日、汪特务机关和头面人物之间的活动是工作的需要，其情况均及时向中央作过正式的报告;中央主管部门还为此选调过一些干部给他。他执行这些任务所采的特殊手段，都是组织上允许采用的，而且取得显著的功绩：他成功地派人打入敌伪特务机关，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情报，多次受到中央的表扬;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掩护了一批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和一些同他有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同志;他在敌占区建立了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在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党派在香港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许多同志和秘密电台处境危险，潘汉年主动报经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社会关系，从上海派人去香港，掩护他们全部安全撤回大陆。这一切都表明，潘汉年没有“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充当日本特务”，而是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特殊使命。
二零零四年由中国大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前领导人王明写《中共五十年》一书对此事也有披露。王明在书中说，毛泽东曾派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和新四军的侦察科长胡均鹤与日军和汪精卫政权秘密进行谈判联合问题，中共抗日战争时期，表面上主张抗日，暗地里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反对蒋介石政府，甚至不择手段的与日本和汪精卫伪政权合作，进行着背叛中国民众的活动。
王明写道：
“至于对内政策，毛泽东事先不让党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过中共中央军委电台，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谈判共同反蒋的问题，同时命令停止抗击日军和汪精卫的军事行动。可是当时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都不会相信毛泽东能成为‘汪精卫第二’。他们怀疑共产党搞什么阴谋来反对他们，以企图把他们诱人陷饼。所以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
“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当时利用毛泽东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相勾结的事实为武器进行反共宣传。幸好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革命威信，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所以蒋介石集团很难使人们相信在中共领导人中会出现秦桧和汪精卫这一类的民族叛徒。因此他们利用上述事实作为反共宣传的尝试未能达到任何结果。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借口反对‘高(岗)饶(漱石)联盟’而逮捕了饶漱石并把他折磨至死，同时利用这次运动把潘汉年(前新四军侦察科长)以及胡均鹤抓起来，胡还被处决了。因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胡均鹤当时背叛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在上述谈判过程中潘汉年成功他说服了他重新为我党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清除他执行民族叛卖路线的见证人。
“因为胡均鹤是三料货色的特务(他既是蒋介石、又是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特务，而潘汉年却使他又成为了新四军在日汪阵营和蒋介石阵营中的反问谍人员)，所以他和潘汉年的谈判内容通过蒋介石的间谍机关，很快便成了美英在华谍报机关头目的宝贵财富。因此美英帝国主义者就会懂得：既然毛泽东甚至在日本侵入中国、全民起来抗日救国的情况下都能与日本结成联盟，甘当民族叛徒，那未，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毫无疑问也会和他们结成联盟。
“因为许多党内外人士不了解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真相，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顺便在此对这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毛泽东这个阴谋家，捏造“高饶反党联盟”(一九五四年)事件，其目的有三：
“第一，为了使邓小平取代刘少奇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愿履行他在建立“毛刘联盟”时的“庄严诺言”(选刘少奇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所以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就建议暂不设总管党的整个组织工作的党中央总书记，而像以前一样只设管理中央各部门、处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开始证明设总书记的必要性，同时要求他的亲信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支持高岗公开进行反对选刘少奇为总书记的运动。刘少奇终于不得不同意以当时毛泽东所信赖的人之一——邓小平代替他将来当选为总书记。
“第二，为了使东北这个大行政区的全部党政军大权从高岗那里转入罗荣桓之手。为此目的，毛泽东突然给高岗背后一击，宣布高岗领导的反刘少奇运动是“清君侧”运动，也就是说，这次运动“名义上是反刘，实际上是反毛”，“反对刘少奇正是为了打击毛泽东”。毛泽东迫害了高岗(在他被害之后宣布为“自杀”并“开除”出党)，便把高岗在东北大区的领导职务交给了罗荣桓。可是革除高岗的真正原因却在于高岗违反了毛泽东的指示，真心实意地执行与苏联合作的政策。
“第三，为了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掩盖下，不仅把饶漱石除掉，也把潘汉年、胡均鹤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从一九四零年开始执行的“联日联汪反蒋”的民族叛卖路线的全部见证人统统除掉。”(参阅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三月版，第一九零至一九二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