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糊糊涂涂把中国人民优点看的太轻，胡乱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罪过。”（网络图片）
五四前夕，戴季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加入到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潮流中去了。鉴于他在《星期评论》中大量的宣传社会主义，介绍苏维埃政权，使得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与戴季陶结为同志。甚至在共产国际工作小组来华后，戴季陶马上就被定为重要对像来团结了。戴季陶虽然参加了中共初期的建党活动，但他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阶级斗争说，认为它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流血、屠杀以及国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成为思想上、行动上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时，他的表现恰似叶好龙，不敢真正加入这个先进组织的行列。
但是，戴季陶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他和社会主义学说还是“剪不断，理还乱，甚至存着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情，由于孙中山先生还在谋求中国革命的出路，也就使戴季陶歧路徘徊，难能两就。虽然回到广东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但思想上正处在无比复杂的矛盾之中。不久，就称身体有病回浙江吴兴休养，他把自己的住宅起名为“潜园”，又过起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来。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二次护法失败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戴季陶急忙抱病从吴兴赶到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住在一起。当时正值四川省省长刘成勋的代表向育仁到上海，他带来了四川各将领向孙中山表示慰问之意的信函，并且欢迎戴季陶回四川制订省宪。孙中山虽然不大赞成联省自治的省宪运动，但从来函中看出四川将领们有平息争斗，合力团结之心，因而特派戴季陶为代表，带着孙中山的亲笔书信回四川劝告川军各将领通力合作，利用四川资源发展实业，让四川的经济走在中国前头，带动全国的实业发展，完成全国统一之大业。
在旧历九月初四，戴季陶离开上海，溯江而上。“当日，孙先生就在上海把四川的同乡，各党派统统请到他公馆里吃饭，发表这一意思”。以扩大戴季陶入川的影响，让国人都来声援这一计划。
轮船在长江上孤寂地缓缓行驶，戴季陶也整日沉闷寡语，情绪不高，如他自己所述：“自从离开上海的一天起，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过去自己行为的缺点罪恶的影子，统统涌上心来”。这种精神状态是戴季陶过去的岁月中少有的。船到汉口，戴季陶蓦然想起他十几岁时，在码头被强盗抢走钱财而放声痛哭的情景，他不由得立住脚步不动了，联想起少年离家远渡日本求学到现在，沉浮在政海之中，几多辛酸几多惆怅，他感慨万千，几乎流下泪来。
刚在旅馆住下，戴季陶就差茶房把近几日的报纸找来，他想了解这些天来四川局势的变化情况。翻开十月廿七日的《申报》，他一眼就看到了一条震惊的消息：“杨森在汉广购步枪二千支，弹五十万发，经日（廿五日）派何畴由复楚差轮运往宜昌”！
戴季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杨森是不久前在川战中败退到鄂西来的，这二千支枪，五十万发子弹意味着什么，戴季陶心中再明白不过了。正在惊讶之余，向育仁过来告诉了他一个更是惊人的消息，他在旅馆遇到了几个四川同乡，都是川军各派各帮的代表，为了避开川民的耳目，他们特别躲到汉口，在旅店中策划再开四川内战。对川军各派的情况，向育仁是相当熟悉的。他连忙把这些情况介绍给戴季陶。戴季陶看了报纸后，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向育仁的这个消息顿时使他惊呆了。假使川战重开，整个川省人民又将沦入火与血的苦海之中，他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想到了母亲和亲人。
戴季陶愤怒无比，他立刻和向育仁去见到了这帮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些人，要他们放弃这个计划，千万不要再播战祸。但这些人根本不理睬戴季陶的劝阻，一连两天，戴季陶、向育仁的劝说无丝毫作用。他们心急如火，立刻登上了招商局的快利轮，星夜赶向四川。
此时戴季陶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万分的苦痛，……种种魔障缠绕，自己偏偏认假作真，落到了一切假像的当中，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段，再加上看见四川的战祸逼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军官政官，都聚在堂子里的鸦片烟灯旁边，筹划杀人放火的事业，甚至政治实业教育这些问题，决不能够引起他们半点注意，公私交迫，我觉得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于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拚命来招我了。”
戴季陶接受孙中山的命令前往四川，是“很想换一个地方，脱离恶劣的环境”，这样多少有点“新事业的趣味”，还可以达到“四川省的目的”。可是汉口遇到的这一幕，与他此行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戴季陶的情绪低落万丈，“不知不觉的把一切都丢得干干净净了”。他陷入苦闷和胡思乱想之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人与他交谈，他一句都没听见，沿江的景色在他眼前如浮云飘过，戴季陶表情麻木，一副痴呆像。
戴季陶的反常现象，引起了他的秘书和向育仁等人的注意，他们恐怕会出事，一步也不敢离开戴季陶，随时注意着他的变化。船快到宜昌时，离故乡越来越近了，戴季陶的心情也烦闷到了极点。他早上没有起床，甚至连午饭都没吃，向育仁到客房中为戴季陶解闷，戴季然只强打精神冲他一笑，默默不语。他回想三十几年来的奋斗，好像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黑暗，不由得黯然神伤，把事业、生命一切都抛在一边，这倒是听得明明白白，他只觉得自己万念俱空，仿佛要超然于世，他只渴望以死来解脱一切忧愁和烦恼。向育仁并不知道他的一番话对戴季陶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以为戴季陶的情绪好一些了，就离开了房间。
整个下午，戴季陶显得格外轻松，面容一改往日那种愁闷的气色，甚至显得有些激动。晚上，戴季陶、向育仁、陈鸣谦等在舱房里谈天说地，一直到十一点多钟才离去。戴季陶感到心里一阵阵躁动，等向育仁他们入睡后，仍然兴奋不已，便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走到船尾，凭栏浴风。偶尔的汽笛声给幽静的黑夜增添了神秘诱人的色彩，江岸低矮的黑影和船舱灯光照亮着翻腾的江水，似乎给他一种启迪，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在召唤着他，戴季陶扶持着冰冷的铁栏杆，毫不犹豫地跳入江中。
在刚入水的那一刹那，戴季陶看见船上还有一个人在盯着他，他顾不了那些，只觉得自己正悠悠然地步入另外一个世界。轮船迅速地离去，船尾激起的浪花簇拥着戴季陶，他使劲地摇摇头，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很安稳地浮在水中，腰部以下都露在水面上，他竟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沉入江底。此时他心里一片光明，好比沐浴一般，干干净净，无半点尘埃。戴季陶望着西方叩了三叩，算是和远在成都的老母辞别，又向东方遥望浙江老家的妻子及亲朋好友，权作告别，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静静地等待了。
远远地看着轮船昏暗的灯光渐渐地隐没在黑暗中，戴季陶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万念俱空，就想沉下水去。但是越要沉越不得沉，想钻下去，从对面浮起出来，向左左浮，向右右浮，把头埋在水中，拚命的饮水，但肚皮已饱不能再喝。只有听天由命，站在水里，很清楚的觉得我站在水里成二、三十度的倾斜，两肩以上完全露出水面，这是九月二十一二的光景，天气已经很冷，我身上穿的一件花缎薄被袍，里面是卫生绒衫，长江的水，已经完全将它浸透，我一点不觉得寒冷。头部露在水面，习习江风吹来，使我心里清凉只觉得舒服，一点也不觉得痛苦。民国九年（即一九一九年）以来，三年当中，一切烦恼罪恶失意忧思统通付与长江的水流的干干净净”。
江水把戴季陶平稳地往下漂送。深秋之夜，云暗星稀，江面一片朦胧，在戴季陶等待死神招走他的时刻，一个奇迹出现了，戴季陶回忆道∶“我忽然望见在我的四周，有一圈很圆的白光，从水面射到空中，越近越浓，越远越淡，此光离我有好远，不得而知。我从小随着母亲，就有佛教的信仰，虽然在入世的当时，把信仰忘却，到此时深刻的信仰心，又自然地浮现出来。看见这个白光，心中忽然感动，确实是这个佛光，是我的生机，我一定不应该死，该要生。”
这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此情此景出自戴季陶之口，令人疑信莫是幻觉。神光的出现，把戴季陶又引向了求生的彼岸，云彩悄悄散去，子夜星辰唤醒了戴季陶，秋夜寒冷的江风一阵一阵吹过来，浸肤入骨，很快把戴季陶冻僵，他渐渐失去了知觉。
的确是天意，戴季陶冻僵后不久就遇救了，使他终免一死。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户乡民的天井里，有十几个男女围着他，身下垫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身上盖的也是稻草和破絮。一个老翁喂给他一碗酒让他暖暖身子，并且在周围烧着稻草为他取暖，戴季陶心里明白自己是被他们救了，但他全身疲乏，一点劲也没有，没说一句话又昏睡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九、十点钟左右才彻底苏醒过来。救戴季陶的老人叫齐顺发，约六十多岁，是一个慈祥可亲的老人。
他款待了戴季陶午饭后，当天下午把他送到了枝江县城。在枝江接待戴季陶的是齐老汉的亲戚，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戴季陶，递给他一张像前清翰林院用的大红名片，戴季陶得知他叫杨开程，从杨开程的架式和派头来看，戴季陶估计他是当地码头的当家人，颇有些势力的。杨开程酒肉招待了戴季陶，并且告诉戴季陶，枝江是一个小码头，到汉口去要经过沙市大码头，那里当家的是他的结拜兄弟。他们商定第二天起程到沙市，由杨开程的拜把兄弟继续帮助戴季陶。当晚，戴季陶就在杨家住下。
第二天下午一点，宜昌到沙市的轮船靠了枝江，杨开程替戴季陶买好了船票，并送他上船，事情实在是凑巧，戴季陶在船上突然发现他的秘书和那个姓毛的副官从这艘船上岸，戴季陶连忙上岸与他们相见，得知他们是来寻找他的尸首的，双方不由得惊喜交集。
戴季陶投江自杀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国民党人和戴季陶的好友都很伤心，戴夫人、戴公子及孙中山和戴季陶在成都的高堂老母黄太夫人更是悲痛欲绝。当得到戴季陶被救生还的消息后，又惊喜万分，纷纷举杯庆贺。上海《申报》、长沙《大公报》等国内大报也纷纷连续报导了戴季陶投江自尽既而生还的消息。上海一个知名人士听说戴季陶自杀，涕泪交流，悲戚不已，挥泪写下了哭戴季陶的诗几首。不久，得知戴季陶并没有死，而是被人救起，又高兴万分，兴高采烈地将悼诗改成贺诗，这出悲喜剧为时人所传。事后，戴季陶得知，特地将这些悼诗、贺诗全部讨回去，专门装裱成四幅屏条，挂在屋内，以示不忘此事。
戴季陶经过一次短暂的生死考验，情绪大为改观，他很快恢复了以往的精神和状态，谈笑风生，言语间又流露出才智与敏锐来了。反省了他过去的所做所为，认为自己有两个重要的罪过：
其一，“想起当年民权报时代，自己过于鼓吹杀伐的言论来，觉得自己过于离乱的景象，不能不负重大的责任”。
其二，“……当年我们糊糊涂涂把中国人民优点看的太轻，胡乱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罪过。”
特别是回想他在《星期评论》时期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并且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的初期活动，“这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至于一些盲从着几句西洋的共产口号，借来遮盖自己个人性欲食欲的放纵的共产党人，说什么为无产阶级谋幸福，为世界人类造文明，真是一群野兽，竟要把中国民族仅存的一点美德，连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要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