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抗战时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网络图片）
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民国时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虽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由于她的存在，使当时的云南昆明这一边陲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甚至认为“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美誉，是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道统，那就是：爱国，民主，科学。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关于“气节”的历史。联大师生以自身的人格诠释了什么叫“气节”，什么是“教育救国”、“知识救国”，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伴随着宛平城外激烈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国难当头，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南迁的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5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几乎用双脚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书写了一个个感动千古的真实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例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陈家三代爱国，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系清末著名维新派，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父亲陈三立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陈三立绝食、绝药而亡。这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请陈寅恪到日本宪军司令部做客。先生深知，如果拒绝，肯定要遭受迫害，自己还要继续活下去，以完成他的史学的任务。他认为，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京城，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南迁的队伍当中。
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着真挚的爱国情感和救国使命感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先生，在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先生慨然曰：“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其实，当时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两个文书，有保姆，有厨师，还有洋车夫，生活既舒适又体面。可是他不能接受，宁愿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上了船，混入了难民队伍南去，而绝不在沦陷区替日本人办大学。众多的教授就这样就离开了清华、北大。有一位没走的，就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但是抗战八年，他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课，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又去卖，就是不去上课。
学生也是这样。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当时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东北沦亡以后，他去找张学良——张当时是东北大学的校长，要求去参战，张学良却跟他说：“我需要文也需要武，你们这样文武双全的要为国家保留下来。”于是把东北大学学生全部转到内地上复旦和清华。董先生被送到了清华，以后就随着清华大学一直转到昆明。他在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清华教学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既要骗过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到了重庆，军队想把这些器材充公，他想了很多办法，才把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设施最好的学院。
曾经就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当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学生们转移到了长沙后曾多次发生争论：我们现在还应该上学吗？我们应该去打仗。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应当和我们同龄的人一样去当兵。当时钱穆教授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钱先生的观点很快就说服了大部分学生。这一观点也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那就是为国读书，为救国而读书。钱穆教授在昆明期间编写的《国史大纲》，首页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
西南联大教学条件之艰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1939年入读法律系的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难以忘怀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图书馆连书架都没有——所谓书架，不过是在废弃的油桶上面放上一些木板而已。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都是从不迟到。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朱自清先生为了度过艰难岁月，让妻子带着家人回四川成都她的老家去，因为那里的物价要比昆明稍低一点，而他自己则长期在大伙房吃糙米、胡豆饭之类的粗食。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胃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先生的英年早逝。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衣都无力缝制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气异常寒冷，体质本来就很差的朱自清为了御寒，只好在赶街的日子去买了一件云南当地马帮里的穷苦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
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远不止普通教员，校长梅贻琦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4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家庭负担确实不轻。但梅贻琦却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而是把钱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曾不无辛酸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件小事。一次，家里要招待客人，又实在没钱，韩女士便跑到大街上，铺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不穿的衣服卖掉，“一个上午卖了十元，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此后，家里每况愈下，梅贻琦夫人便和潘光旦、袁复礼两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点，取名“定胜糕”，拿出去卖，换点钱维持家用。
由于战时国家财政吃紧，整个教育界的生存勘忧。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当时的教育部从艰困的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的教师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因为在教师们看来，“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而数十年后，当那位曾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没有遗忘历史的人们会又一次地想起西南联大，想起联大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