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头套罩在我的头上，让我跟他们走。（网络图片/制图：漫画家巴丢草）
为被带走做准备
那一天是二月初，上午十点左右，当我正准备出门去和朋友吃饭时，突然间，一群人闯入了我的公寓。不知是通过什么手段，他们似乎有我大门和我房门的钥匙。进入房间的只有三四个人，但是我可以看到，有更多人潜伏在走廊和楼道里，总共可能有十几个。看他们有备而来的样子，他们肯定监视了我的电脑和手机一阵子了，我甚至怀疑我的房间里还被装了窃听器？
我很快发现，他们已经知道并进入过我的普通电子邮件。不过他们没有进入我的加密电子邮件，也可能是不知道我的加密电子邮件的存在。他们可能在我家也安装了监控设备，甚至能够看到我的电脑屏幕。这似乎说明了政府可以监控任何人，即使是在临时出租屋的人也一样。
我知道有一次在我离开国内去出差之前，警察骚扰过我的同一套出租屋内的邻居，在我离开期间，警察也骚扰过他们。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在那期间把我的邻居骗到了派出所，并复制了我家的钥匙。他们肯定是趁我不在时安装了监控设备，但我没想到他们的技术是如此的先进。我和其他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朋友们之间的电子邮件和讨论内容，很可能都被他们掌握了。我试图猜测他们可能知道的信息，不过是件很难的事情。
我之前也一直担心他们会强行进入我的电脑，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其他信息，所以我已经安全地从硬盘中删除了很多敏感的案例信息，在我被带走后，他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已经很有限。不过，我仍然疯狂地去回想我删除了哪些内容，哪些没有删除。这样我会才能更好地准备应付接下来的一系列审讯，以便我能够尽可能的保护其他相关人员。
我知道他们最终会来找我，我是我逃不掉的。他们在去年的十二月和这一年的元月份已经多次邀请我喝茶，询问几名已被秘密关押的朋友的情况。几周前，他们甚至让我在警察局过了一晚。那一天，我本打算在北京和另一位律师见面，但见面前，成都的一位国保意外地约我在安定门和他见面。他实际上和另一位北京国保守候在那里，随后他们关了我一夜。而在他们释放了我之后，我才发现，在前一天和我一直密切合作的另一个维权人士已经不知去向。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那个晚上之后，成都和北京国保又多次来找我，他们主要询问我与维权界几个关键人物的关系。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维权机构雇用的律师，负责赤脚律师（无证，通常是自学的维权律师）的培训。此前，警方已经突击检查了几次这样的培训，所以我没有任何必要隐瞒我曾参与过。
在几个我联系紧密的人失踪后，我开始为自己似乎不可避免的失踪做准备。我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律师作为我的紧急联系人。在两位律师朋友的办公室里留下了我的授权书，并写信给我的父母和前女友。我联系了我认识的一名外交官和香港的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确保他们了解，如果我被带走，我曾指定了谁做我的律师。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删除敏感的文件，与尚未被带走的同事分享和探讨一些问题，制定我们该如何应对警察的讯问计划。之后，我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他们的到来了。
当然，我的几个事先策划好的安全措施并没有完全奏效，因为我的电脑和电子邮件一直处于被监视中。
不知何故，当他们来了时，我反而感到轻松，站在我的小出租屋里，周围是威胁我的警察，我反倒很开心。在此前的日子里，我一直很紧张，除了回想一些事情，无法真正集中精神。有一个朋友试图说服我逃亡出国，但我不知道去哪里，只有等待。至少，当他们闯进我的公寓时，我不用再紧张了。
他们一闯进来，动作就移动得非常快。立即没收了我的手机，好让我无法联系外界，来不及最后一次向朋友们发出提醒，也没有机会删除任何应用程序或聊天记录。幸运的是，我已经从我的手机上删除了照片和文件，所以没什么可被找到的，但我没有在他们下手之前删除我的聊天软件。他们可以看到尚存的所有消息和聊天群组记录。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应该设置自动销毁的，或是定期删除聊天记录，以免把别人卷进麻烦中。
他们搜查得事无巨细，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纸。他们拿走了我的身份证、银行卡，电子设备，甚至包括我的电子书和各种无用的充电器。他们列出单子，告诉我拿走了哪些东西，并让我签字。大概到了中午，他们就完成了这一切。
取下头套时距离闯入公寓已经12小时
他们把头套罩在我的头上，让我跟他们走。我的身体两边都有两个人，和我一起走出门，进了一辆在外等候的车。因为看不到脚下的路，我差点摔跤。我听到他们用对讲机联络。车开始动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我的邻居是否已经看到我被带走了，但是我提前告诉他们有可能发生什么，以免他们担心。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曾让邻居中一位我关系比较好的女士与我前女友联系，以便提醒我的律师。我还告诉她，如果有任何朋友来找我，请告诉他们这里发生过什么。这样一来，外界一定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车停下来后，他们取下了我的黑头套，让我确认这是不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困惑，这里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民间组织的办公室。他们把我带到楼上，我的几位前同事正在那里，我试图给他们发出警告，让他们假装不认识我。我想保护他们免遭这次打击，然而，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了。
他们问我在这里是否还有任何电子设备，我指着我以前工作的桌子，解释说，早在半年前我就不在这里工作了，这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之后，他们再次罩住了我的头，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这些人不仅来自国家安全局，也有几名公安。当开车离开时，我不禁想，当局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来扣押我？
用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在路上我一直带着黑头罩，看不到任何东西，我只知道我们到达了一个停车场，然后我被带进电梯，出了电梯，沿着走廊进入一个房间，然后，我就被放在椅子上了。
我在那等了很久。没人取下我的头套，但我听到他们的对讲机对话，我的另一个同事已经抵达。没有任何人幸免吗？至少，我已经准备和计划了被抓和被抓后的事情。我只希望，其他人也能像我们之前计划的那样应对接下来的讯问。
他们把审讯椅前面的板子锁住，刚好压住我的腿。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感觉，但我知道过去了很久。头上一直戴着黑头罩，我的精力专注在从我下巴的方向照上来的一小束光。
当他们终于摘下黑头罩时，忽然间许多强烈的灯光同时射向了我，眼睛因为长时间处于黑暗受到了突然的刺激。我可以看出这个地方装修的很好。墙壁专门设计，填充隔音设备，还有防止自杀的软垫。我的前方是一个审讯桌，墙上是大屏幕电视和扬声器，房间里还有一些电脑和相机，以及一个数字钟，显示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我可以看到，现在是晚上9点左右，距他们闯入我的公寓已经差不多12个小时了。
赤身唱国歌
他们派人来给我做体检，我跟他们说我的心脏和颈椎不是很好。他们又测试了我的血压，本来打算做一个心电图，不过因为没有电源就作罢。
他们搜查我全身，拿走了我的所有随身物品，包括我的钥匙和零钱;他们甚至拿走了我的皮带，鞋子和袜子。我才知道，我将光着脚被审讯。进来之前我就听说，这几天是三十年来最冷的几天，我可以从地板上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冷。而这还只是开始，在之后几天，我都是光着脚和地上的冰冷亲密接触，我被关押在一楼，难怪会这么冷。
我被带走后的第二天早晨，看守脱掉了我所有的衣服，让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寒冷的地板上唱国歌。我问他们，是否只能在暴露生殖器官时才唱国歌，他们没有回答。我想到了歌词里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以我大声歌唱，毫无保留，一边唱，一边用愤怒的眼睛紧紧盯着他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终，他们阻止了我，让我穿上衣服。
前三天里，我根本不被允许休息。即使在短暂审讯间隙，也总是有两个人在看着我。当他们终于让我休息一下时，我却不能入睡了。他们也不允许我睡觉时穿任何衣服。房间里很冷，尽管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御那种寒冷。在毯子里，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走进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真的睡着了。他会推搡我的身子和打我的脸，却说这是为了确信我还活着，都是为了我好。我真的想骂人，所以即使他们真的让我休息时，我也睡不好。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天。
房间的窗帘总是拉上的，完全遮住了所有阳光。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过一次窗帘透气。
按：
陈志修，男，1979年出生，来自四川的人权律师。多年来，他曾为中国一些最边缘化的人群代理。调查侵权行为和担任处于风险的维权人士的法律顾问，他还寻求更有效地运用法律的方法，并向维权界传播这些方法。
陈于2016年初被拘留，并被处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个月后，他被取保候审，然而，未经警方许可，他不能擅自离开家乡。随后，当局百般阻拦他更新他的律师执照，并对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要求将他开除，警方还强化对他的监视，以阻拦他继续进行维权工作。
陈志修为化名。出于安全考虑，他的故事中的一些细节根据个人要求有所改变，不过他在遭遇绑架期间所遭受的待遇情况保持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