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21岁大学生苏菲・索尔。（网络图片）
一
1943年2月22日，年仅21岁的慕尼黑大学学生苏菲・索尔和她的哥哥，年仅24岁的汉斯・索尔，被慕尼黑的纳粹法官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他们的罪状，是几天前在巴伐利亚州长官邸的外墙上刷上了“打倒希特勒”“希特勒，大刽子手”的标语。他们还在慕尼黑大学的校园里多次散发反战、反纳粹、反希特勒的传单，传单上赫然写着：
“对一个文明的民族来说，不抵抗就任由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受黑暗的动机驱动的统治集团统治是最可耻的。”
在被判处死刑的法庭上，年轻的苏菲对法官说：“毕竟，有些人要做先驱，因为我们所写的、说的，也被许多人认同，但他们不敢像我们一样表达出来。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
二
看似叛逆的兄妹俩其实并不是生来就叛逆。在之前，他们其实是一个纳粹眼里标准的“爱国者”。
在德国乌尔姆小康之家长大的汉斯和苏菲，一家子都是地道的德国人。父亲是个税务顾问，自由主义的拥趸，对纳粹一直不感冒。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举国疯狂中，两兄妹迅速成为了纳粹强国强兵的“德国梦”的感召者。哥哥则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妹妹参加了“德意志女孩协会”，而且都在其中担任干部。哥哥汉斯16岁时就已经是160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负责人。在1935年在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上，甚至担任乌尔姆青年代表的旗手。
如此标准的爱国青年，和当时大部分心甘情愿为纳粹高歌的德国民众一样，深信只有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才能拯救德国。
但谎言毕竟是谎言，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三
随着排犹浪潮的越演越烈，大批犹太人被送入集中营，作为天主教徒、本性善良的兄妹俩开始对无辜的犹太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当地的主教克莱蒙是反战的，他关于纳粹屠杀暴行的布道深深的震撼了两个年轻人，人性的苏醒，让他们开始对纳粹产生了怀疑。
1940年春天，19岁的苏菲中学毕业。出于对孩子的喜爱，她选择了幼儿园教师。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逃过战争的征召，1941年春天她参加6个月的战时辅助工作，战争的残酷让她大为震动，她这样写道，“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针对人的尊严的可怕的罪恶。这个罪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例。”1942年5月，她考入了哥哥所在的慕尼黑大学学习。
而她的哥哥汉斯早已经先她觉醒。这个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先是在俄罗斯前线野战医院实习，1942年又应征入伍前往东部前线，目睹了血肉横飞的战争惨况和犹太人极其悲惨的下场。在回到慕尼黑后，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和老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白玫瑰”的反战组织。与此同时，他们父亲因为发表对希特勒的不满而被捕入狱。
残酷的现实、宗教的启蒙、常识的回归，多种因素的纠合，使得索尔兄妹以大无畏的勇气走上了用实际行动反战、反纳粹的道路。
四
1942年开始汉斯和“白玫瑰”的成员一起，把对纳粹的怀疑和反抗写成传单，秘密投放。刚开始他害怕连累妹妹，一直瞒着妹妹。但是苏菲得知哥哥的行动之后，毫不犹豫的加入，很快就成为骨干。他们在“白玫瑰”的第一份传单中写道：
“每个正直的德国人这些日子以来难道不该对他们的政府感到羞愧？谁能想像当面纱从我们脸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远超出过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于世时，我们及的后代将会感受到多大的羞耻？”
1943年2月18日，兄妹俩在校园内散发第六份传单时，被一名叫做史密斯的校工告发，随后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兄妹俩遭受了严酷的审讯，但是却展现出了极为罕见的勇气和坚定，大义凛然，绝口不提同组织成员。因为他们的守口如瓶，绝大多数“白玫瑰”成员都保住了性命。恼羞成怒的纳粹2月22日对他们进行了简短的审判，当即宣判死刑，数小时后将兄妹俩残忍杀害。
临刑前，妹妹苏菲的遗言是：我们怎敢期望正义占上风，当没有人愿意为了正直的动机牺牲自己的时候。如此阳光的天气里，我要走了。如果千万人记得我们的牺牲而觉醒并有作为，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哥哥汉斯的遗言只有简短的4字：自由万岁！
五
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邀请德国人评选十个最重要的德国人，索尔兄妹名列第四，排在他们的身后的有大名鼎鼎的巴赫、歌德、俾斯麦、爱因斯坦等。德国女性杂志Brigitte评选妹妹苏菲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她的头像被巴伐利亚政府树立在纪念“值得赞扬和尊敬的德国人”瓦尔哈拉神殿中。
现在，几乎所有中等以上的德国城市都有一个以索尔兄妹命名的学校，全德国都有叫做索尔或者苏菲的街道和广场。慕尼黑市每年颁发“朔尔兄妹奖”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
汉斯、苏菲的姐姐英格，依据当年文件遗存，写了一本书《白玫瑰一九四三》（台湾版译名）纪念弟弟妹妹，这本书的封面赫然写着德国前总统冯・魏茨泽克的评语：
“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
六
也许对于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受限于阅历和知识，对于极权体制的认识也许还不那么深刻，所以并不一定是政治觉悟使他们走向反抗之路。更多的勇气和动力，来自于人性中的良知。这种良知在黑暗中历经锤炼，不断发展，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
正如“白玫瑰”最后一位健在人世的成员穆勒所说：“汉斯和索菲并不想成为英雄。友谊和自由对他们而言是更要的价值。”但他们的勇敢，恰恰成就了英雄。
这种公民正义在哀鸿遍野的极权体制下，有没有实际意义？
实事求是的说，索尔兄妹冒着杀头风险派发的传单，很多德国人不仅不看，甚至感到厌恶。正如告发他们的校工史密斯，觉得他们就是叛国者。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体制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
由此不难想象在一个全民顺从的极权体制下，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正如历史学家们的评论，索尔兄妹所进行的事业，注定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但即便没有所谓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样菁英的觉醒和抵抗的依然是光芒万丈。没错，最终打垮纳粹的是盟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是无数军人的冲锋和鲜血。索尔兄妹的呐喊和传单，表面上没有对纳粹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损害。但恰恰是这样的行为，印证了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反衬出人之所为人的伟大意义。这种人性在黑暗中散发出来的光芒，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克服重重黑暗，赖以不断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他比一场战争的胜利对人类的影响更为深刻、久远。在貌似冷漠的历史长河中，恒久的散发着灯塔般的光芒，指引后来者向前。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天地正气，至大至刚。
这也是如今的德国给予兄妹俩如此高的历史地位的原因所在，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允许我用苏菲的话来作结：“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的良心。”
